冷战结束之后,环境议题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日本在环境外交领域中的议题涉猎广泛,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论文选取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的外交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论文根据其政策的演变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国际气候谈判初期、京都会议期间和《京都议定书》的批准时期。本论文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怎样的政策演变过程?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经历的政策转变背后的因素有哪些？由于日本的能源利用十分有效,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低,相对于其它工业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对日本而言可谓成本高昂。而日本也深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有目标再分配原则,因此,欧盟完成减排任务相对比较容易。另外,1990年作为基准年对欧盟完成减排目标也十分有利。日本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初期也不例外。而在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产生了是否跟随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争论：一方意见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另一方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保持政策一致,只有美国批准了,日本才能批准。然而,日本最终却选择了批准“议定书”,表现出与美国外交政策少有的“不一致”。是哪些因素促使日本最终同意批准“议定书”?如何来解释日本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如何对冷战后日本的环境外交做出评价?本论文从外交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的政策演变过程。本论文认为,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经历了消极→徘徊→积极的政策过程。外务省、环境省(环境厅)和经济产业省(通商产业省)之间的政策交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基本态度；日本国内的政治家、产业界、非政府组织等的态度以及来自外界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日本的非政府组织、国内民众力量的推动以及来自欧盟的压力,都是促使日本最终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另外,日本产业界的让步也是保证日本最终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