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既是生物技术大放异彩的时代,也是生物技术伴生风险大肆滋生的时代,刑法需要特别关注。现行刑事立法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变革,刑法应当以何种姿态审视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成为刑法面临的时代之问,面对现有规范保护范围的有限性与生物技术变革的不断深入之间的矛盾,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实现有效的治理是刑法必须解决的头等难题。本文从生物技术引发的安全出发,从四个方向展开论述。第一,生物技术发展及其潜在的风险。在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迅速,衍生了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大批颠覆性生物技术。其带来的福利肉眼可见,但技术发展伴随的潜在风险也逐渐由“纸面危险”向“现实危险”过渡。总体上存在突破伦理底线、威胁生命安全、打破生态平衡三大风险。第二,现有刑法规范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不足之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开启了刑法治理生物技术犯罪的时代大门。但是从整体看来,现有刑法规范应对现代生物技术变革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被动式回应,缺乏保护生物技术风险的主动性;一方面:现象式回应,现有生物技术犯罪圈仍然存在疏漏,难以实现多方面全过程治理。第三,刑法应对生物技术潜在风险的立场。面对安全需求与科研自由的冲突,刑法需要从中取舍。生物技术风险属于现代风险之一,刑法应当保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理性态度应对。既不能只看到技术进步而放任自流,也不能过分担忧风险而全面禁止,切实有效的方法应当是根据生物技术风险的高低、类型有针对性的做出回应。第四,完善刑法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几点对策。首先,刑法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利益衡量以及谦抑性三大立法原则;其次,树立生物安全法益,全面提高生物技术风险的重视程度;再次,增设禁止性研究、违规试验型和转化应用型三种类型犯罪,严密生物技术法网;最后,完善立法技术,增加单位犯罪和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