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提升，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承载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其保护与利用不仅重塑了城市的面貌形象，也重构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和诸多案例的实践印证，协同治理已被广泛应用于处理社会公共问题。如何更好地平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成为了当下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和挑战。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和访谈法，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参照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潮州市“百家修百厝(祠)”行动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将“百家修百厝(祠)”行动运行现状置入SFIC模型，从初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三个环境要素和协同过程这一核心要素对现行机制的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百家修百厝(祠)”行动的运行现状符合SFIC模型中提出的实现协同治理的若干要素，但也存在着初始条件的不对称导致参与协同意愿不均衡、缺乏互惠基础的资源动员导致催化领导工作失灵、制度设计的不周全导致保障作用失效、传统官僚制逻辑导致协同过程陷入路径依赖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组织力量薄弱限制了公众参与的深广度，不甚愉快的过往史削弱了政府与社会间的信任基础，传统熟人社会的瓦解制约了社会关系中介作用的发挥；二是多重任务环境下的政府部门出现了“选择性应对”行为，缺乏互惠基础的利益共同体难以维系，预期引导不足难以调动居民住户的参与积极性；三是不完善的对话协同机制无法保障平等参与，滞后于实践的制度建设无法给予激励保障，适用法缺失和法治宣传不到位引发了不理性诉求；四是“晋升锦标赛”模式下诱发了表面短期政绩行为，“完成任务”逻辑下引发了违背协同初衷行为，“懒政思想”限制了阶段性成果的激励作用。
　　针对制约“百家修百厝(祠)”行动的问题和困境，结合SFIC模型，本文对现行机制的优化实践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一，通过搭建平台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培育壮大社区社会组织、密切府际联系推动形成自发协同，来培育协同文化，创造初始条件；第二，通过寻找枢纽型组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新型熟人社会和运用“远程治理”来引导居委会行为，进而催化基层领导；第三，通过保障居民全程参与、明确行动适用法规、完善奖惩激励机制来进一步加强开放性设计，强化制度保障；第四，通过积极展示和深化运用阶段性成果，全力扩大“成功强化效应”，来进一步增进协同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