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作为人类语言的结晶和人类智慧的体现被广泛用于文学作品中。它赋予一部作品以魅力，让读者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回味作品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幽默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也渐渐使其在文学翻译领域受到重视。然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给幽默的翻译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就要求译者考虑诸多因素，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尽可能保留幽默效果。钱钟书的《围城》被大家公认为幽默作品的典范，如何将其中幽默成分通过翻译让目标读者最大限度接收到，的确是对译者的挑战。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因此本文尝试着研究其译本中所采用的幽默语翻译方法。近年来，众多学者从功能对等理论、关联理论、目的论等视角对幽默翻译做过大量研究，然而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幽默翻译的则相对较少，本文则尝试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对幽默翻译进行研究。翻译幽默要求译作能让读者最大限度的接受到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幽默效果，而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这使该理论在指导幽默翻译中具有可行性。该理论中的读者中心论、期待视野、空白和不定点在指导译者保留幽默效果、选择恰当翻译方法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在回顾接受美学和幽默的基础上，对《围城》中的幽默语进行归类，其分为语言幽默，文化幽默和普通幽默。对于语言幽默，作者从词汇和修辞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对于文化幽默，作者将其分为社会、宗教和物质文化。然后，作者对译作中的幽默语翻译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在接受美学的指导下，作者分析了《围城》英译本所用幽默翻译方法在传递幽默效果中的得失。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作者发现译者在翻译《围城》时采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其中以“直译”法为主。这种直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幽默效果的传递，因此，作者建议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以更好地保留源文中的幽默效果。通过接受美学理论应用于幽默翻译方法的研究，作者同时也发现接受美学对幽默语的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