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工业企业建设方兴未艾，或大量扩建各种公共设施项目来迎合人口日益膨胀的需求。这些设施一方面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因其作为邻避设施而具有一定的危害而被周边居民所抗拒。作为时代进步的衍生品，邻避项目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邻避”时代。　　社会稳定风险肇始于项目建设的技术风险。邻避项目最初的风险生产与后续的风险演化并不是同一的，而是有明显的区隔:前者邻避项目的风险生产主要是技术风险的累积，后者邻避项目的风险演化才特指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与认知塑造，并最终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邻避项目建设呈现出来的即是一个双重悖论: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公众生活水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项目建设，却带来了环境污染、权益损害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公众生活质量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面对邻避项目建设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反抗情绪等不和谐因子，政府的“维稳”举措旨在避免事件扩大，却为社会稳定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并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洞察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的演化路径。进而，这种制度性风险后果是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一是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二是“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三是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文化向度，研究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不仅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更凸显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建构，以及认为邻避项目的主观认知情况与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或规避密切相关。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邻避项目建设的公众感知表现出“不怕”到“我怕”的历史流变，“我怕”情结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流动人口之间存在不同。当民众面对无效的制度化表达时，非制度化渠道往往因为能引起政府重视而成为民众有效抗争的不二法门。社会稳定风险之所以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并非由于邻避项目环境危害巨大而难以遏止和化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不同主体的感知差异以及因之而产生的行为选择。　　社会稳定风险滥觞于邻避项目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民众的风险感知使他们获得了权益觉醒;而权益诉求的制度化表达效果堪忧，为延伸出民众行动的非制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知觉的基础上，领袖人物的资源动员与媒体的话语塑造，造成邻避情结的激发以及向“力避”行动的转化。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由于特定项目的建设，面临利益损失的利益相关者所做出的各种反应而产生的。政府、公众和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三个主要群体同处在一个博弈场内，不同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区隔——政府的“维稳”话语系统、公众的“民权”话语系统与媒体的“信息传导”话语系统。不管是民众的“闹大”行动选择策略，还是政府“尽快息事宁人”的机会主义策略，都是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主体分歧的具体呈现，大众传播在“为民众代言”的过程中既要满足政府“维稳”的职能，亦需要在博弈互动中秉持专业主义立场，为公民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渠道。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和演化。风险认知结构化导致了“精英联盟”的风险叙事和“草根与民粹”的话语言说之间的对立:“维稳”与“维权”角力下的风险沟通失败，最终实现了社会稳定风险向社会危机的转变。　　当前，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文化认知风险依然大量存在。要应对社会稳定风险带来的挑战，除了探究风险本身的形成规律之外，还应该从治理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治理有高度的相关性。治理不佳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次生风险，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防控体系的建构可以延缓风险发生，规避风险，以至实现风险的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