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并通过政治哲学的探究而牵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中国古代哲人思维的一大特征，其中，王霸之辩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最为突出的话题。对董仲舒王道论系统、全面的探讨，目的不仅在于阐述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具体内容，更在于通过梳理自先秦至汉代王霸之辩的演变轨迹，客观评价董仲舒在儒学和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并作为对当今兴起的新一轮王霸之辩的回应。
　　董仲舒的王道论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以及对前世各代有关思想成果的继承而构建的政治哲学体系。自春秋时期开始，面对“天下无道”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冲突，思想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寻求达到“天下有道”的有效途径，王道和霸道即成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以此游说各诸侯国，寻求学术理论与实际政权的联姻。因此，王霸之辩成为当时政治哲学的主题。孟子所谓王道“以德行仁”和霸道“以力假仁”的基本定义，被后世儒家奉为典要。诸子各家或尊奉王道论，或推崇霸道论，在这一问题上也表现为百家争鸣的局面。秦采纳法家主张而富国强兵，最终战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宣告了霸道主张在国家政治实践中的胜利，而秦的速亡却使霸道论成为秦后各派学者批判的对象。可以说，王道、霸道之论以秦的兴亡为交替盛衰的转折点。董仲舒立足于对汉初社会冲突的敏锐观察，顺应政治上从分封到集权、经济上从崩溃到繁荣、思想文化上从并存到主尊的趋势，冷静地分析了传统霸道和王道的得失，以“王道通三”作为王道范畴的核心涵义，展开了他的王道政治哲学体系。董仲舒在“权力”的基本意义之上，加入了“天”与“地”两个因素，“王”从原初的具体指代进入了神圣性和必然性的意义领域，并以“天”的代言人形式出现在现实社会中。董仲舒的“王道”既指各种社会现象或政治行为的方式、方法或路径，也是其应遵循的法则，还是现实政治的本原性依据，又是社会运行的理想形态。
　　董仲舒王道论思想的核心是由“天道”推“人道”，并因为“天”范畴的引入而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也是董仲舒王道论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最重要的特征。董仲舒的王道论不仅是对政治手段的表象探究，更是深入到对王道之本的追问。他以“元”训“本”、以天为“元”，将至高无上的“天”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最高依据。从先秦到汉代，“天”的观念及作为哲学范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董仲舒通过对历史上“天”的思想的总结并结合汉代人们对“天”的迷信和信仰，赋予了“天”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意义。董仲舒的“天”是通过自然现象表征呈现出来的对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具有创生性和主宰性的神圣信仰对象，并在其王道政治哲学中具有本体意义。董仲舒“天”的基本结构中包含了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和人，也就是万物和人都在这个“天”的体系中，“天”是“人”与其他九个要素和合而成的整体，且“人道”必须服从于“天道”。董仲舒复杂的天道论，目的不仅在于阐明其对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看法，而是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最终指向王道政治。董仲舒通过“天赋王权”完成了对王道政治的正义性论证，使王道政治以一种神圣性和主导性的面目操控着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董仲舒借助于汉代对“天”的信仰，将“天”提升为其全部理论的本体性依据，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以王者法天立道为原则，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融合。在董仲舒的王道论中，“天”既是君主集权政治的庇佑和指导，也是对王权的最高制约力量，正是这种对王权的保障和制约的二重性，使得王道政治更加具有现实性，可以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长久实际是对君权的保障和制约这二重性而不是单纯对君权的维护造成的。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从天道出发，经王者立道、行道，最终又复归于天道。
　　董仲舒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阴阳五行思想的吸取。董仲舒的王道论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他构建政治权力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理论依据。将阴阳五行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加以系统化是董仲舒儒学的突出特点。自先秦至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董仲舒则将阴阳五行提升到了一般性普遍规律的高度。董仲舒以五行推阴阳而融为一个系统，并将阴阳五行之序作为宇宙万事万物秩序及其运行的基本法则。董仲舒把阴阳五行有机结合，建立起了一个从天到人、从自然到社会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阴阳五行是天、人互通的关键环节，也是论证政治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伦理体系的理论前提。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的根本目的在于构建其以“王道三纲”为主线的政治权力体系和社会秩序。他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提取出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主轴，同时，将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之道”，为这个政治权力体系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提供保障。董仲舒并非“三纲”、“五常”的创造者，但却是至前汉三纲五常最为系统的论证者。
　　从人性论出发对政治手段取舍的判断，是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哲学的特点之一。先秦儒家对政治哲学的阐述多基于对人性问题的探讨，而董仲舒关于人性的学说已经不同于先秦儒家性善性恶之论，他在“天质之朴”之谓“性”的定义下，区分了“性”、“情”概念，认为“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节，”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教化德治传统，而且赋予了法家的制度刑罚在政治领域中以重要意义。董仲舒以阴阳关系对应刑德关系，以阳主阴辅的原则推出德主刑辅，初步解决了极端王道论和极端霸道论的德刑对立状态，在推崇传统儒家王道教化的同时，辅之以刑罚手段，这也是在政治手段层面上对王道和霸道的融合。
　　董仲舒王道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大一统。本文系统考察了先秦大一统观念的流变，论述了董仲舒对大一统概念的界定，指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君主地位的强调。起于《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在董仲舒这里，从具体的历法统一上升为一个一般性的范畴，成为伴随天地终始、古今往来的普遍法则。在董仲舒的王道论中，大一统不再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而是包含了国家统一、君主集权和文化集中等内容的具体规划。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体系中，特别强调了思想文化的一统，即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在董仲舒所规划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儒学居于至尊。通过大一统的整体框架使儒学不仅居于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而且为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董仲舒王道论政治哲学是先秦至汉代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首先，董仲舒将中国思想史上传统的“天”提升为一个神圣性和本体性范畴，赋予了王道政治以超越性意义，为其所主张的王道政治嵌入了信仰体系并提供了形上依据。其次，董仲舒王道政治哲学直接指向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极力主张“屈民而伸君”。虽然在尊君的同时还强调爱民。但不可否认的是，尊君是其主导思想，尊君与爱民表现出董仲舒在君主专制主义阴影下的民本主张。另外，董仲舒的王道论通过王霸和合使王道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并借助于现实政治使儒学真正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
　　通过对董仲舒王道论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看到，王道与霸道存在着目标的一致性、价值取向的冲突性、手段的互补性和实践中的融合性四个基本的特征，这也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王霸问题做出的初步总结。对董仲舒王道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把握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王霸之辩，更在于澄清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就王道与霸道所提出的所谓民主与霸权问题的论争，认为王道与民主、霸道与霸权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实现王霸融合，才是化解多方冲突，实现人类和谐共荣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