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一般财务理论的基础,但是市场并不总是以理性的形式进行定价,非理性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定价方式。公司领导层可能会出现非理性的行为,并且投资者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产生对股价的错误判断,这都将会影响公司的资本市场活动,进而会使市场对公司的定价出现偏差,引起定价效率低下,这种定价效率的低下也是错误定价的显著表现之一。此外,现有资产定价模型在刻画错误定价方面依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因此,对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和错误定价关系的研究能够为解释资本市场异象提供新的思路,对我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也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依托已有的金融理论和方法,探讨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截面股票收益的预测能力和定价效率。通过使用Rhodes-Kropf et al.（2005）的方法对价值效应进行分解,得到公司层面误差（FSE）和行业层面误差（TSSE）,以此为基础构建错误定价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形成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02年1月至2020年12月,228个月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1）基于FSE+TSSE构建的对冲投资组合能够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1.68%,t=-5.48）,且无法被CAPM、Fama＆French（1993）三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2015）五因子模型所解释。这说明错误定价程度较高的股票未来获得更低的收益。Fama＆Mac Beth（1973）两阶段回归方法同样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其他企业特征因素,FSE+TSSE与预期股票收益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2）冗余因子检验发现,Fama＆French（2015）五因子模型无法有效解释通过FSE+TSSE构建的错误定价因子（UMO）,而替换HML因子为UMO的新五因子模型吸收了HML因子的超额收益,且该结论不受样本期（股权分置改革后至2020年）的影响。进一步说明UMO因子包含了传统HML因子的信息;（3）包含UMO因子的新五因子模型能够有效弱化中国资本市场上使用极端收益构建的MAX异象。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错误定价对我国资本市场截面股票收益的影响以及其定价效率,充实了现有资产定价文献研究领域的成果,拓展了学术界对错误定价与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关系的思路。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措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确保上市公司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改善信息披露体系和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决策能力的培养,减少非理性的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