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萎缩,国外市场份额大幅减少,中央提出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江下游内河港口城市群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地带,拥有完善的集疏运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将承担起内需增长的主力军角色。因此通过研究长江下游港城互动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发展政策建议,有助于我国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实现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本文首先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界定港口和港口城市的相关概念,通过相关理论的概述和总结港城发展相互作用关系为后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下游内河港口和腹地城市的发展状况,首先通过灰色关联模型探究长江下游内河港口与城市的关联程度,为下文的效率评价作理论支持,然后通过对传统两阶段DEA模型的优缺点进行总结,构建改进的两阶段DEA模型,通过港口货物吞吐量作为中间变量将长江下游内河港口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对长江下游内河港城互动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分析,最后采用GMI指数来考察和分解长江下游内河港城发展综合网络效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港口与城市灰色关联度方面,本文发现长江下游内河港口与城市关联性较强,港口与城市生产总值关联度最高,三大产业关联度依次递增;此外,港口发展对城市环境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港口和城市发展效率方面,长江下游内河港口城市的发展效率较港口发展效率高,整体平均效率水平为0.8430,表明长江下游城市整体发展较好,在区域效率差异方面,江苏省港口城市效率略高于安徽省港口城市效率,但总体相差不大。而在不同样本时期,港口和城市发展效率却存在较大波动。在港口和城市发展GMI指数方面,长江下游内河港口和城市互动发展平均GMI指数得分为1.0296,互动表现水平随着时期线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其演变趋势存在明显的波动阶段（2009-2015）以及上升阶段（2015-2018）,从内部驱动因素来看,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主导了GMI指数的增长。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最后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从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针对长江下游港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