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是早期儒学的重要特征，早期儒家颇重从经典文本（“六经”）中诠释出自身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主张。就《诗》而言，早期儒家引《诗》、论《诗》材料可以看作儒家哲学议题的表述者、承载者与引发者，早期儒者对《诗》的诠释实际上构成了早期儒家哲学的生成方式。
　　第一章讨论《诗》的儒家经典化问题。《诗》本为“周官之旧典”，作为早期儒家所“遭遇”到的文化语境，《诗》在春秋末期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礼典上的应用、贵族诗乐教育、赋《诗》言志和言语引《诗》。春秋《诗》学对早期儒家的《诗》学观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诗》的儒家经典化，本质上说，就是早期儒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将本为经典文本的《诗》转化为饱含儒学内涵的经典文本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孔子开其端，通过战国儒者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完成。这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一方面，儒家的价值理念不断地被“灌注”到《诗》文本之中，使其意义不断发生延伸、扩充和转化，使《诗》文本最终成为了饱含儒家思想的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儒家哲学建构过程中，《诗》作为先在的权威文本，以其身份、丰富的价值理念和“诗”的灵动性参与到了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之中。《诗》的儒家经典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而完成，一个是早期儒家经学系统中的《诗》学传承与解读，另一个是早期儒者普遍而大量的引用和诠释，在运用中“注入”儒家的思想主张。
　　第二章对早期儒家诠《诗》文献进行分析。早期儒家诠《诗》的文献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专论，另一类是散见于早期儒家论著中的引《诗》、论《诗》材料。对本研究而言，这两类材料同样重要，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诗》所出现的语境分析，还可分为“说《诗》”（论《诗》）与“引《诗》”两大类。从论《诗》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总论《诗》、分论《风》、《雅》、《颂》、单论诗篇和讨论《诗》句四种情况。而早期儒家引《诗》则可依“引《诗》有无申说解释”为标准分为两大类。早期儒家引《诗》至少有如下四个显著特征，第一，所引诗篇多出自《雅》、《颂》，这与《雅》、《颂》产生较早、流传更广、地位更高有关，更与《雅》、《颂》之诗篇更契合早期儒者阐发自己思想的需要有关;第二，注重引申《诗》义，与自身思想脉络契合度高。《诗》句均已被纳入儒学阐发的语境之中，突出的反映出早期儒家通过引《诗》而逐步将《诗》儒家经典化的情形;第三，儒家诸子（孔孟荀）引《诗》与其论《诗》是完全一致的，但相互之间对《诗》的理解和运用有不小的区别;第四，早期儒家引《诗》之运用非常灵活，同一诗篇在屡次引用中常常被作出不同的解读。
　　第三章考察“兴于《诗》”命题及其对早期儒家哲学表达方式的影响。通过对《诗》之“兴”的特质的考察，分析《诗》对早期儒家哲学生成的影响。《诗》首先是一个情感世界，易于激发人的道德情感。孔子及其儒家强调通过《诗》“兴发”出自己的社会人生主张，以《诗》学之“兴”唤醒教育对象的道德情感、审美体验等，从而让受教者凭借自己的力量去追问由经典文本所兴起的启悟。该章还通过对《孔子诗论》、子思学派和《孟子》引《诗》的分析，具体讨论了《诗》在“兴起”早期儒家哲学表达过程中的作用。本章旨在揭示，与西方思想不同，早期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不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阐发思想，在中国哲人的思想世界里，“草木鸟兽鱼虫”等自然界的意象、经典文本中的“故事”，或历史叙述里的圣贤行谊均可以成为“兴发”、证成哲思的“手段”。因此，《诗》之“兴”的儒家经典诠释学内涵值得深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此仅简单论及，无力全面展开。
　　第四章通过对早期儒家“《诗》言志”命题的分析，具体讨论了早期儒家诠《诗》在其性情论哲学思想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首先讨论了早期儒家通过引《诗》、论《诗》而得以充分阐释的情礼关系。通过上博简《民之父母》，我们看到早期儒家借对《诗》的解读和引用而探讨礼乐秩序的内心依据的努力，通过考察竹帛《五行》和《孔子诗论》对《关雎》的解读，我们进一步看到，早期儒家对“好色之情”等自然情感的肯定，以及将之规范到礼乐秩序之中的思想诉求，同时，《孔子诗论》还对“人之常情”、“敬”、“孝”等道德情感给予了充分讨论。其次，集中体现于竹帛《五行》中的引《诗》和解《诗》材料显示，早期儒家在探讨心性论和天道观时，《诗》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包括化用诗句进行论证、利用诗句论证“慎独”，以及通过对诗句中“天”观念的发挥等。
　　第五章是对《诗》之诠释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建构之关系的考察。《诗》作为先王之政典，饱含丰富的政治教训和伦理政治理念等，具有参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建构的“先天素质”。子思学派大量引《诗》，其将《诗》看作德性政治之典范的丰富记载，在其“子曰诗云”论说模式中，引《诗》加强了其论说效果。孟子将《诗》看作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通过引用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与其《诗》学观完全一致。通过对《诗》的解读和运用，《诗》充分参与到孟子仁政哲学的建构之中了。荀子讲《诗》看作“隆礼义”之载体，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但其大量征引《诗》表明，《诗》作为经典文本的价值是被荀子充分肯定的。荀子在论证礼法、君主、修德等方面时，《诗》均深度参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