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萧山解放。为了顺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构建起农民对新生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冬学、民校、读报组、会议、农村业余剧团等形式,在扫盲的同时,对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求得农民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强有力的教育和动员之下,农民通过参加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参加政治集会、参与解放初期的选举及各项政治运动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农民翻了身,党和政府也获得了农民的衷心爱戴,国家和农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国家便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大规模的组转社之前,从总体上看,不管贫农还是中农收入都有增加,生产生活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民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群众组织、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等方式,服从国家制度安排,配合和支持农业合作化政策。随着大规模的组转社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干部强迫命令、对入社农民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产权转让不合理、对农民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劳动过分紧张、对困难户缺乏照顾乃至打击,特别是农民收入减少甚至因收过头粮造成农民生存危机,萧山县出现了抵制行为,农民通过砍伐林木、宰杀牲畜、殴打干部、集体上访、大规模退社等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国家对农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萧山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就民主办社、计酬方式、生产管理、财务制度等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国家和农村社会进入相互调整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在极富诱惑力的宣传鼓动及政策压力之下,一向保守且留恋个体经济的农民,迸发出了极大的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情,似懂非懂的他们狂热的参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积极参与积肥、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等等,但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瞎指挥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特别是其后的大饥荒,沉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热情,冷静下来的农民,面对生存的压力,以自己的方式或明或暗的开始了抵制,推动国家政策进行了多次局部的调整。从1949年5月萧山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萧山农村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革,各级党组织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新的农村权威形成,社会结构的重建,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运动,把一向分散的远离政治的小农卷入到政治洪流当中,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广大农民以服从性的参与方式保证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这种服从有些是出于真心支持与拥护,有些则是由于无力和无奈。这一时期,虽然服从是农民公开或者显性政治参与的主流,但农民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农民或以显性或以隐性政治参与的方式,反抗或抵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农民抵制的并非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对象主要是具体的农村政策和部分有问题的农村干部,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入。随着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很快表现出了对农村改革政策的拥护和支持,农民也深刻感受到了党对农民意愿的尊重,认识到了没有党的领导和推动,就不会有农村改革政策的出台,从而表现出了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国家和农村社会再次进入了良性互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