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一直因其与责任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刑法学上的理论难点之一,学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仍存在争议,主要聚焦于过失自陷责任障碍状态以及自陷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能否成立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体系并非凭空产生,是学者们为了对此种行为进行刑法上的非难而作出了各种解释构成了该理论。论述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的思路具体可归纳为2种,侧重于维护责任主义或侧重于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形成了 3种解释模式,构成要件模式、扩张模式以及例外模式。由于各国对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各有不同,使得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十分复杂,该理论的产生、发展受德国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阶层犯罪理论的巨大影响,目前《德国刑法典》的规定并未正面的回应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其采用分则式立法(规定昏醉犯罪)与构成要件模式解决该问题;日本由于总则规定的不可选择的适用责任减免条款以及分则未就相应的自陷行为规定相关罪名,使得司法实践中对自陷责任障碍犯罪的处罚出现困难;意大利采取的总分结合式的立法模式,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的不同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使处罚原因自由行为有了立法上的依据,将原因自由行为的解释难题转变为法律解释的问题。我国目前涉及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只有《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司法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理解较浅薄,且在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的主导下,仍存在客观归罪、刑罚权肆意扩张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在总结吸收各国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应当在立法和司法上同时推进,立法层面借鉴意大利的立法模式,采用总分结合式立法,司法层面在罪刑法定、责任主义、以及主客观相一致的约束下进行解释,以期对刑罚权作出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