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来未有之大变革”,面对千载难逢的大机遇,中国发扬斗争精神和把握战略主动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严防死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永恒的主题。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审慎监管构成了我国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建立相关法律制度,由金融机构事先缴纳的金额来作为破产偿付款,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全民财富。在全球范围实践来看,截至2019年已有1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于2015年5月1日正式推行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但是最近30年一次次大规模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存款保险制度保护银行存款者合法权益的能力不断受到考验和挑战,促使学术界重新思考政策实施的意义和效果。本文选取2012-2020年169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银行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存款保险制度在降低银行风险中的作用和主要影响因素。此外,还考察了存款保险基金的差异化运作模式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1）受制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会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2）在经济较发达国家,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被良好的法律制度,开明的政治环境、完善的监管机制所抵消;（3）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把存款保险制度视作“安全垫”,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存款保险制度的施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4）存款保险基金独立性对银行风险承担有影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的存款保险基金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5）在事前缴纳存款保险保费的国家,制度施行降低了风险承担,而在事后缴纳的国家银行承担的风险加大;（6）存款保险基金的职能权限大小对银行风险有一定的影响,具备更丰富（paybox plus）职能的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1）各国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化程度、金融机构结构和功能等迥异,存款保险制度也并非标准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均会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根据各国国情来进行差异化定制;（2）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微观审慎监管、央行最后贷款人、行为监管、宏观审慎等政策一并考虑,从而使得效果更大化发挥、监管更有效率;（3）我国在保持存款保险基金法人独立地位的同时要注重赋予其相对丰富的职能权限,从而保证在进行监管时更具灵活性和公信力,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4）一项政策的推出并不是事情的完结,持续性追踪政策效果,不断改进和完善政策条例,是政策制定机构的终生职责。我国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监管要求和实施目的进一步细化存款保险制度,例如扩大其覆盖的存款性金融机构范围,推行分级保费,扩展存款保险基金的监管职能使其更针对性地开展监管工作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目前学术界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是否能增强银行的风险,以及哪些因素作用下可以改变效应的强弱。但尚未有学者进一步拆解存款保险基金的运作模式,比较不同运作模式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基于政策制定视角,将各国存款保险基金实践模式分为法人独立和非法人独立,事前收取保费和事后收取保费,以及职能权限多样（paybox plus）和职能权限单一（paybox）,在这基础上分组回归来考察制度的实施效果;（2）本文在过往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银行财务数据以及理论分析视角对存款保险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对已经实施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以及尚未实施该政策的新兴国家都具备参考借鉴意义,一定程度上丰富完善了该领域的文献资料;（3）本文选取了169个国家和地区的3522个商业银行财务数据,覆盖时间跨度九年。比较现有的学术研究,以本国国内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居多,国别研究选取样本的覆盖范围和数量也远不及本文,给新兴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带来参考。本文研究意义在于:（1）尽管全球近80%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施行了存款保险制度,但仍有很多落后国家尚未推出。本文的研究将给新兴国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规避金融危机,制定和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参考;（2）本文创造性地探究了存款保险基金的运作模式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补足和丰富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讨论;（3）自2015年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超过六年,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验证了该制度施行的阶段性成果,也有利于激励政策制定持续性追踪和巩固政策的利好影响;（4）本文从政策制定视角区别了各国存款保险基金运作的特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制度细则,提高政策指向性和目标性,更针对性地发挥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