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持续的经济现象,它关乎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生产力不断提高是建立在科技和制度不断的创新之上的。由此可知,经济增长和发展离不开科技和制度这两个核心要素。其中,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科技创新是促进各个阶段经济显著增长何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带来较高速率的经济总量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源泉,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科技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进一步看,科技本身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要使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充要条件和现实源泉,使科技创新内在能量得到释放、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内生的高效增长,这还要求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并适应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以电力和蒸汽的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要求采用大规模的以工厂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和现代科学技术,并以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为基础,这与自给自足的封闭观念和落后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组织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制度顺应各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创新,取代原有旧的、落后的制度和思想的过程,在这层意义上,也就对现代经济增长和良性发展能否实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一种长期、持续的经济现象,从它的整个动态发展过程来看,它又具备某种或快或慢的速率、不同的变化幅度、效益和质量等特点,与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依靠资源绝对数量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而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由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支撑的增长发展过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23元,直至2017年的59660元1。但褪去中国经济总量近40年迅猛增长的光环我们看到其经济增长方式同样存在着注重数量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与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愈发严峻的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相关的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现阶段,伴随着资源不断消耗,资源红利亮起了红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也存有潜在的危机,以往由资源、要素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增长。同时,随着人民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诉求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速度“快不快”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而现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品和服务的“缺不缺”不再是制约人们生活的核心问题时,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质量“高不高”就成了关键。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步入瓶颈,旧经济的模式已经出现“钝化”。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通过制度红利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向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由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阶段,把资源红利由初级资源红利转变为高级要素资源红利,也更加注重人口红利的质量而不是绝对值的数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传统经济占主导向新经济占主导的方向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促进高新科技信息产业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质量不不够高、结构不够优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以及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内在要求,是使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创新带动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可以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我国科技体制安排来看,在以前我国实行追赶型经济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和前沿科技进行模仿,在政府主导和安排下可以充分调动闲置或分散的各类的资源,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各国对科技的封锁,同时我国在某些领域也陆续或接近世界科技前沿,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模仿。在这个阶段,就要求政府角色急需发生转变,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机制发挥积极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带动科技创新活动和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市场化改革才能有序展开,其弊端才能及时得到消除。总而言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表现科技发展带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质量的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同时也关乎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促进经济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制约因素,正确认识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使经济增长转向一个进一步依靠制度创新所形成的“制度红利”,与制度创新作用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科技红利”叠加效应的经济发展路径,并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构成的一个高效运行的创新系统,带动社会经济活动向高效性、规范性、有序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为关键。那么,创新系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什么呢?创新系统的构成又由哪些要素组成呢?创新系统又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使得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式由数量向质量发展转变呢?这些都是文本试图解释的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科技劳动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理论和思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行研究。首先,对创新系统进行解构,把创新系统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三个要素,深入研究和揭示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其次,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性认识和客观要求出发,试图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事实描述,并据此就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结论,发现和提出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以开放的大视野聚焦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实践,以提炼和总结出对我国创新系统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重要启示,并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导论。依循问题导向、开宗明义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内外文献综述进行梳理,包括要素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新驱动的产生、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认识、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这为本文搭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同时,本文也客观求实总结现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的前提下,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是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创新与经济增长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对所运用的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科技劳动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阐述;在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与创新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路和分析框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创新系统的三要素分析:创新主体、创新方式与创新能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分析;我国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绩效研究。第三章是创新系统的三要素分析——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本章将创新系统具体解构为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并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首先,本文对所研究的创新主体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分别是科技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主体,科技创新主体从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分为微观科技创新主体、中观科技创新主体和宏观科技创新主体;也对制度创新主体,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科技行业协会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对创新方式进行了界定,类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来分析创新系统中两类创新方式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最后,对与前文相对应的两类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科技创新能力可以分为科技的创造能力、科技的流动能力和科技的产业化能力;而制度创新能力可以分为静态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力、以及动态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的灵活性。第四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分析。本章着重探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契合度主要观察研究对象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因此,这一章具体考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一致性契合度,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互补性契合度。对一致性契合度的研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层面进行,而对互补性契合度的分析,主要是从供给——需求契合度、能力——要求契合度两个方面进行。在此基础上,本章还对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五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历史形成与发展演变。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事实描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创新系统的历史起点:科技和科技体制的起步阶段（1949年-1977年）、创新系统的奠基阶段:科技与科技体制的恢复与重建（1978年-1984年）、创新系统的草创阶段:科技体制的调整和改良阶段（1985年-1994年）、创新系统的初步建立: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阶段（1995年-2005年）、创新系统的发展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2006年-2012年）、创新系统的完善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2012年至今）。第六章是我国创新系统对高质量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研究。在前文理论分析和对基本现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章试图整合创新系统作用的基本元素,从最基础、反映功能较好、影响作用较为明显的、可量化的基础指标出发,构建综合指标;同时,由于选取的各类指标间存在内生性关系,因此,本文试图运用VAR模型就我国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整体效果进行验证,基于实证结论,提出和解释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七章是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实践与启示。由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良好效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需要我国思考和借鉴的。因此,本章主要分析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和成就,并总结了这些地区创新系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特点,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第八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着力点是在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考虑创新主体和创新方式,对创新能力进行提升。针对前文的研究结论,从动态和静态制度创新能力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提出促进制度灵活性提升的政策建议,分别从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两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提出促进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制度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分别是促进科技创造能力提升、促进科技流动能力提升、促进科技产业化能力提升的角度,希冀对政府相关部门科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九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对本文进行简要的总结,提炼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重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论文可能有以下三点创新之处: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针对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相关研究颇多,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同时,全球各地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新探索、新理论也对进一步的创新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都为本文的创新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本文主要存在如下的三个可能的创新点:（1）在理论分析框架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我国要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形成一个要素俱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并且内部良性运转的创新系统是个基本前提。本文的立论是把创新系统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特征连接起来,而研究的重心是解释创新系统的形成以及优化途径。因此,依据本文的研究重心和立论,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有关成果,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分析框架。第一,对创新系统进行了定义,分析了创新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并对它们的内在组成进行解构分析;第二,分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层次研究;第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结论,并提出和解释了现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希冀该理论框架可以为研究一般经济系统的创新模式和规律,指导制定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2）在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之间相关性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行研究,需要揭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基于这个出发点,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进行了分析,反映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容性。文本考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致性契合度,另一方面是互补性契合度。对一致性契合度的研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层面进行,主观角度的一致性契合度,主要是指人们在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愿景,和创新系统作用于社会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和愿景是否相一致的考量和评价。客观角度的一致性契合度,主要是衡量研究对象间事实上存在的匹配程度,它们可能不会被任何一个对象所感受到,但却是现实存在,且不以人们意志所转移的。而对互补性契合度的分析,主要是从供给——需求契合度、能力——要求契合度两个方面进行。供给——需求契合度主要是指创新系统“供给”（数量、类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数量、类型）之间的契合问题,它主要是衡量创新系统所创造和提供的各类发展机会和机遇,形成的各类基础和环境,是否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能力——要求契合度主要是指创新系统所具备的“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创新系统的“要求”之间的契合度。（3）在界定创新方式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文类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创新方式进行了新的解读。由于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价值是由价值的本质和形式组成的,因此,本文把创新方式界定为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首先,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对创新方式的本质内容进行理论分析,创新方式的本质可以分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变革,而制度创新是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之处;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样,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其次,处于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科技创新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移植性科技创新、自主性科技创新、破坏式科技创新以及差异化科技创新;而制度创新的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移植性制度创新、自主性制度创新、破坏式制度创新以及差异化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