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老龄化浪潮已成为21世纪重要的社会趋势,为世界各国众多社会领域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不同于发达国家,“未富先老”的状态将导致我国政府面临来自包括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更大财政压力。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我国政府不断强调“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然而,源自我国户籍隔离的城乡资源配置、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农村居民在老龄化进程中面临更为严重的养老风险,随之而来的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和严重的城乡健康不公问题。为了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我国在2009年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至2012年底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并在2014年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建立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逐步开展,学术界针对其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主要集中在经济福利和劳动供给等研究视角,同时,由于制度仍不够成熟、实施情况地域差异性较大等诸多现实原因,目前相关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健康机会不平等”这一创新性的视角去探讨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在缓解城乡健康不公问题上的实施效果,以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得以突破。健康机会不平等这一概念源自Roemer所提出的机会平等理论框架:该理论基于“责任原则”,把总体不平等的来源划分为两类,一是来自个体责任范围之内的“努力因素”,二是来自个体责任范围之外的“环境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即本文所关注的机会不平等,它是不公平的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ethically offensive）。在这一框架下,本文设计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以达到两个核心研究目的:其一,剖析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的健康机会不平等问题;其二,评估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老年健康机会不平等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在第一章介绍了研究问题的现实背景,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结构安排,以及研究的创新性尝试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呈现了研究的准备性工作,主要辨析了研究中涉及的相关基础概念,梳理了健康研究的基础理论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的概况及其基本应用,并介绍了机会平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相关研究综述,主要包括收入、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然后,针对当前学术界对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分类和回顾,从经济福利、代际支持、劳动供给和老年健康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最后,进行了总结和述评,提出现有知识对本研究的重要指导价值以及尚需完善之处。第三章是本文的基础性研究,利用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构造了我国居民的一般性健康生产函数并结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利用逐步回归的思想进行实证检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不仅采用了自评健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PCA复合健康指标,以保证健康测度的科学性。研究结果显示,收入、营养摄入、医疗服务可及性、教育程度、公共卫生环境、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吸烟、饮酒、午睡和社交活动）以及性别和年龄都是我国居民健康的显著影响要素。第四章研究实现了本文的第一个核心研究目的。首先从理论上把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和机会平等理论结合起来,推导了健康机会不平等的个体行为模型;然后基于机会平等理论的“补偿原则”,构建了我国城乡健康公平缺口模型,其中,以户籍为环境因素,把健康投入要素中的收入、营养摄入、医疗服务可及性、教育程度和公共卫生环境设定为e1努力因素,把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性别和年龄设定为e2努力因素,最终把城乡之间的健康机会不平等划分为由户籍因素导致的直接效应、户籍内部e1因素相对排序导致的间接效应和e2因素导致的间接效应。在微观实证研究中,首先采用一阶随机占优法,检验了我国城乡之间健康机会不平等的存在性,然后基于第三章样本及其健康生产投入要素,检验了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公平缺口的大小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健康机会不平等:2011年农村居民所面临的由户籍所导致的健康公平缺口为4.696,意味着如果把农村居民的户口更换为城镇,那么其健康水平将平均提升4.696分（健康取值范围是0~100）,2013年,这一缺口显著缩小了大约20.34%,至2018年时降低至1.749;相对于中年群体、男性和东部群体来说,老年群体、女性和中西部地区群体在基期面临更大的健康机会不平等,但随着各个特征群体机会不平等不同程度的下降,老年人健康公平缺口已低于中年群体,而女性和中西部群体城乡之间健康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状况依然未出现明显改变。在宏观实证研究中,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跨期八年（2011年~2018年）数据基于泰尔指数测度及其分解模型,进一步剖析了城乡之间健康机会不平等的直接来源。研究发现,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医疗资源配置,以及居民在医疗、教育和食品消费上的结构性差异是城乡间健康机会不平等的重要直接来源。第五章和第六章着眼于本文第二个核心研究目的。第五章研究引入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针对60岁以上的农村老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D）实证模型验证了参保的确会缓解一部分农村老龄群体所面临的由户籍所导致的健康机会不平等,并通过分位数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参保对高分位点上的效应更强;探讨了缓解效应的时滞性,发现养老金领取时间达到6个月以上才开始显现出显著的机会不平等缓解效应,但领取时间达到一年半以上,政策效应又有所回落;对不同特征群体缓解效应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中西部省份、中等收入、得到子代经济支持、与子代同住以及健康状况更差的农村老龄群体在养老保险政策的机会不平等缓解效应中受益更多;此外,进一步引入2015年2018年数据进行多期效果检验,发现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在较长时期内的效果并不乐观。第六章是对第五章检验结果的进一步解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明晰了养老金的缓解效应机制:（1）养老金显著增加了参保老人家庭收入的绝对量和相对排序,增强了老人经济独立性,且对中高收入组的收入增进效应更为明显,同时,还通过挤入子代经济支持的方式使“收入效应”进一步放大;（2）养老金显著增加了参保家庭食物消费的绝对量和相对排序,且对中低消费组的增进效应更为明显;（3）养老金显著增加了参保家庭医疗支出的绝对量和相对排序,且对中低支出组的增进效应更为明显;（4）养老金显著降低了参保老人的劳动总供给和农业劳动供给,扩大的时间约束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午睡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人积极参加社交活动;（5）养老金扩大的时间约束促进了老人提供隔代照料,进而抑制了老人的吸烟行为,显著降低了吸烟数,但研究发现参保对饮酒行为无显著影响。本文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养老金对农村老人健康水平的积极效应却相对有限,主要作用于保障老人的基本生理功能和缓解老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这一结论与第五章结论形成鲜明对比,意味着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不同平等观指导下,政策效应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第七章对本文研究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和总结,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应明确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在政策效果评估中的区别,重点关注机会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贯彻落实机会平等的思想,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带动社会资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缩小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增强和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功能,着力加大公共投资,优化养老资源配置结构,并从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方面共同提高养老金待遇;代际支持的缺位可能会大大减弱社会养老政策的积极效果,因而也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