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两汉之际的著名辞赋大家之一，其作品丰富而影响深远，与司马相如并为西汉文学之“双璧”。汉代比之于先秦，社会、政治与士人群体均发生巨大的变化。汉代士人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中，其思想的衍变、地位的升降、心态的改变，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进而对此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扬雄作为其中的主要作家之一，他的人生形态、经历及思想与大赋创作成为后人不断解读的历史存在。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扬雄与其所处时代加以考察，在将其与前人的对比之中，发现他辞赋创作之中的传承与新变，并揭示出扬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扬雄与司马相如的比较。司马相如与扬雄是西汉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大辞赋作家。两人先后的共同努力，为西汉大赋的形成和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司马相如与扬雄分出西汉盛衰两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以及不同的学养，使得两人的作品呈现出别样的风格。扬雄在承继司马相如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新变，体现出两汉之际的士人在对大一统政权认同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挑战，理性意识和思想开始萌芽。第二章“壮夫”人格之建立。西汉士人对于自身之地位，一直颇有微词，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枚皋、扬雄莫不如此。然而，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其加以考察，他们的地位虽不是位极人臣，但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低微，他们之所以悲叹士之不遇，是因为他们以先秦士人为自己之要求。时代易变，先秦士人作为王者之师友的时代一去不返。在大一统政权之下，一方面，他们的境遇与他们的期望之间差距太大；另一方面，他们的人格遭受到挫压，由此产生与政权的疏离，而个体自觉意识也逐渐的觉醒。扬雄由作赋到悔赋，思想产生一大转变；而思想的转变又对赋作的创作带来影响。他以玄自守，精神内敛，开始关注自身，生发出玄静之思，显示出文学创作新的变化。第三章走向玄静之思的时代价值。东汉士人在自觉认同大一统政权的同时，其理性思想得到发展，群体的理性自觉，渐已显露。东汉中叶以后，张衡等人明显地显露出企慕玄远之意。及至汉末，两次党锢之祸，加速了士人之觉醒，遂有余英时先生对士人群体自觉之历史定位。魏晋之际名士多难以自全，谈玄析理，实以避世，东晋陶渊明方才为中国古代士人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家园。本文尝试通过对扬雄的辞赋及其思想与这一时期士人关系的考察，揭示出扬雄玄静之思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