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受追随效应的影响还是出于规避风险、提高收益的动机,商业银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影响下,走出国门、开展跨国业务都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跨国银行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做出的资金跨境配置投资决策的同时,也将母国（即报告国）的货币政策效应传递给了其他国家,形成了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新途径——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该渠道是指当报告国货币政策紧缩时,跨国银行为保证自身收益会改变其跨境债权,从国内贷款转向相对安全的外国借款人。而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作为跨国银行传导渠道之一备受争议,该渠道的存在性问题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本文以该渠道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进行相关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国际清算银行（BIS）区域银行统计数据（LBS）1998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三季度双边跨境债权数据（包含24个报告国和75个交易对手国）,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对货币政策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的研究。首先,对货币政策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进行存在性检验;其次,对该渠道进行异质性检验,其中包括报告国层面异质性分析与交易对手国层面异质性分析;最后,固定交易对手国为中国,探究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在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的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是存在的。当报告国货币政策利率上升时,跨国银行会相对增加其对于外国借款人的借款,将债权从国内转向国外,增加跨境债权份额的配置。同时,从控制变量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都会促进跨国银行的行动作用。第二,报告国与交易对手国的一些宏观经济因素都会影响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的作用效果。对于跨国银行所在的母国——报告国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促使跨国银行更多地实施跨境债权投放,强化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的国际溢出效应,而报告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会弱化其货币政策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而产生的国际传递效应。就境外借款人所在的交易对手国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及其是否为发达国家则是影响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效应的主要因素。第三,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会通过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给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当交易对手国只有中国时,跨国银行会由于所在国的货币政策紧缩而加大对中国的跨境债权份额配置,借此分散因利率上升所带来的风险。跨国银行跨境债权所带来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是报告国还是交易对手国,资本流动都会带来双面效应,而忽略通过跨国银行的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形成的资本流动,极有可能会造成决策出现重大纰漏。为此货币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展国内规则、内化溢出效应和防止金融失衡的发生。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境流动的监管体系,警惕其他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对本国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并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将负面冲击尽快缓解甚至消除,从而实现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良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