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空间的收窄,实体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缺乏创新竞争力以及产能过剩等各项问题,经营利润率不断下滑,实体经济发展受阻。而与之相反的是,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部门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致使实业部门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金融领域,导致我国经济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倾向。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不仅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资与创新投入,从而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风险。高管作为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对高管进行适当的股权激励,其对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能够发挥积极有效地缓解作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通过利益趋同效应促使高管减少投资短视行为,可以较好的约束和引导高管做出金融投资决策。因此,本文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这一现象入手,从高管股权激励的角度,实证研究其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我国沪深A股2007-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首先,对高管股权激励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对不同类型金融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其次,对高管股权激励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渠道开展相关的机制检验;最后,本文进一步基于公司特征与外部监督状况,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融资约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的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力度愈大,企业金融化水平愈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防止管理层投资视野变短,进而减少管理层的投资短视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此外,本文依据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这一分类标准,将金融化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储备性金融化另一类为逐利性金融化,发现相对于储备性金融化而言,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抑制逐利性金融化且对该类金融化的影响表现更强烈。第二,企业的代理成本与主业业绩作为中介变量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发挥机制传导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减少高管的投资短视行为,继而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另外,按照股权激励理论,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能够使其建立起自身努力程度与企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并能够明显促进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而企业主业业绩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实体部门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有效降低投资金融资产对于企业的吸引力,并可以减弱高管进行金融化投资决策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高管的“投资替代”动机,进一步促使高管形成发展主业而非投资金融资产的发展思路,从而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现象。第三,与股权集中度相对高、融资约束程度偏低与分析师关注度相对较高的上市公司相比,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股权集中度偏低、融资约束程度相对高以及分析师关注度偏低的上市公司表现更加强烈。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不仅对实体企业的主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而且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的经营利润率并合理加大金融业的开放水平,从而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同时,企业应针对高管采取合理的激励机制与手段,并对高管实行有效的监督以形成制衡体系,从而促使高管更加注重企业长远发展,以期促进我国实体企业的“脱虚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