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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在我国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加以应对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相应成为制度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提升的重要手段,是否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
首先,本文在整理现有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相关数据对核心变量进行了统计性描述。结果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器具性生活自理能力和自评健康状况指标均值均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流动性抑郁自量表得分均值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同时,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经济地位同样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初步说明受教育水平有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其次,本文采用二值离散模型考察受教育水平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表明教育会带给个体持续一生的“健康红利”;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教育对我国老年健康的改善作用在性别、出生队列异质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城乡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如教育对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和自评健康的改善作用非常显著,对农村老年人的改善作用则几乎为零。
再次,本文进一步考察受教育水平对老年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受教育水平不同,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两类中介变量存在差异,进而对老年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会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加注意作息规律以及降低吸烟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高者往往与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社会福利相匹配,使得受教育水平高者拥有更好的资源以满足其生活需要,并可能进行更高效率的健康投资,支配更多的健康资源。
最后,本文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针对教育投入、健康干预等方面从老年人个体、政府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在整理现有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相关数据对核心变量进行了统计性描述。结果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器具性生活自理能力和自评健康状况指标均值均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流动性抑郁自量表得分均值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同时,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经济地位同样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初步说明受教育水平有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其次,本文采用二值离散模型考察受教育水平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表明教育会带给个体持续一生的“健康红利”;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教育对我国老年健康的改善作用在性别、出生队列异质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城乡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如教育对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和自评健康的改善作用非常显著,对农村老年人的改善作用则几乎为零。
再次,本文进一步考察受教育水平对老年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受教育水平不同,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两类中介变量存在差异,进而对老年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会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加注意作息规律以及降低吸烟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高者往往与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社会福利相匹配,使得受教育水平高者拥有更好的资源以满足其生活需要,并可能进行更高效率的健康投资,支配更多的健康资源。
最后,本文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针对教育投入、健康干预等方面从老年人个体、政府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