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自治因为缺乏有效的督促机制容易引发股东“认而不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导致公司资金充实原则让位于股东出资自治,并进一步造成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失衡。公司法原有救济路径立足于债权人保护角度,无法根本解决股东出资困境。公司催缴出资制度建立于契约理论之上,旨在对于股东异化的出资自治进行矫正,回归“承诺必守”的商事交易秩序,是保证股东出资承诺能够现实兑付和公司资金得到及时补充的有效路径。然而目前《公司法（修订草案）》下的催缴出资制度还存在催缴主体规则过于抽象、催缴对象范围存在适用困境以及催缴事由难以满足实践需求的问题,需要从催缴行使主体、催缴对象以及催缴事由三个角度进行解释和优化。董事会作为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的行使主体存在正当性及必要性。《公司法（修订草案）》对于董事会职权范围采取的是“反向立法模式”,董事可行使股东会职权之外的职权,游离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之外的催缴权利应当归属于董事会;董事会所具有的对内经营管理、对外代表公司的职权属性也赋予了董事会向股东催缴的可能性;董事基于委任关系,负有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行事的勤勉义务,因此催缴股东出资、维持公司资产充足成为董事会的必要职能;域外立法将董事会作为催缴股东出资的主体也为我国实践中适用催缴出资制度提供了经验。判断董事是否善尽催缴义务应当采用“管理者注意义务”与催缴行为的主客观结合标准。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时承担勤勉责任需要满足责任承担要件:客观上存在不催或者催缴不合理的行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公司存在资金需求时因怠于催缴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或是股东出资违约时怠于催缴造成的所有损失。董事承担的责任包括股东尚未缴足的差额补足责任以及给公司造成损失时的损害赔偿责任。董事会怠于催缴时,其他守约股东基于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有权向未完全缴纳出资义务的股东发出催缴,但在催缴不能责任的追究上应对发起人与一般股东进行区分处理,仅发起人（设立股东）基于原始出资协议须承担其他发起人（设立股东）的出资担保责任。《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将公司催缴出资对象仅定位于违反出资义务股东的立法模式可能无法完全回应实践需求,为更好解决公司资金筹集需要应当将催缴对象范围扩大到公司所有部分出资股东。若公司股权发生迁移或者分离,公司催缴出资的对象也需突破公司内部架构。具体来说,股权代持情形之下的催缴对象应当视公司此前对于股权代持事项是否知情进行判断,公司对于代持知情并默认的只能向实际出资人进行催缴,对于代持不知情的可对名义股东和实际投资人共同发出催缴。股权转让情形下的催缴对象是受让股东,除非受让股东对所受让股份未缴足的事实不知情且没有知情可能。转让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已经存在出资违约行为的,公司应当向转让股东进行催缴,无论其是否已经退出公司。受让股东对转让股东的出资违约行为知情的,也应当作为被催缴对象。被催缴股东催缴后仍不缴纳出资的,丧失对未缴出资部分的股权,其他对象承担连带补足出资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了公司资金需求情形下需催缴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出资,公司催缴出资的事由应当由《公司法（修订草案）》规定的两种具体情形类推适用至其他股东出资违约情形。股东瑕疵出资时,《公司法解释（三）》中设计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司法认定应当交由公司通过催缴程序自行认定。此外,从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性质、债权人相对于公司存在的外部性以及债权人享有的其他救济路径这三个层面来看,公司债权人根据现行规定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以清偿债务的情形应当从公司内部催缴出资制度的事由中剥离,寻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