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要求人们从各个领域关注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美学是对上述要求的回应。环境美学认为不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有部分责任,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自然审美欣赏模式。这些模式通常可划分为认知和非认知两大阵营,前者以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为代表,将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作为实现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的必要条件,后者以伯林特的交融模式为代表,强调情感等非认知要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然而两大阵营看似对立,实则相通,它们都是对自然审美欣赏主要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的理论概括,其目的都是实现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除此之外,科学知识始终处于两大阵营的讨论中心。西方科学有自然哲学和博物学两大传统,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科学知识既与现代自然科学有一定交集,又与感知密切相关,而且介于日常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其真正所指是与现代自然科学存在交集的那部分博物学知识,非认知阵营反对的只是以严密的数理逻辑为研究方法的近代科学。就此而言,自然审美欣赏的适当性与博物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是当代西方自然审美欣赏模式的两大核心问题。然而这些学者将博物学知识当作不依赖于主体的、对自然界的客观真实反映,博物学知识介入自然审美欣赏就是将一些静态的信息附着到审美欣赏之上,这种科学观既无法把握博物学知识的性质,也无法真正理解博物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更无法增进我们对自然审美欣赏的适当性的认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观应当分别从个体和社会两个角度把握科学知识,乃至博物学知识。从个体认知的角度看,认知科学提出心智具有亲身性,认为人类的认知是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中产生的。神经科学则提出心智具有模块性。心智的模块理论认为人的心智由功能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以人脑的生理结构为基础,将认知、情感等活动统一在一起。上述研究成果表明,看似仅由理性思维支配的科学知识与我们的感知体验之间具有根源上的亲缘性。包括博物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都依赖于人类的感知经验,是从人与世界的经验性互动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通常被认为专属于审美欣赏的想象、情感、知觉等能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博物学知识并非异质于审美欣赏的存在,它能协调其他审美要素,引导人们实现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知识社会学关注与理论知识相对的日常知识,它最初源于个体经验,个体经验先是被制成符号、制度等人类活动的产品,变成了外在于个体的客观事实,而后个体通过内在的理解,将其还原为主观的意义。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科学知识日渐脱离常识性知识,远离了日常生活,从而具有了维护世界的神圣性。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也应当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为科学知识不是依据理性建构的绝对真理。不过物质世界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在,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它仍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具有一定限度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就此而言,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科学知识,亦即博物学知识,是一种介于日常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知识,它一方面更有可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掌握,另一方面又因其与实在相关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客观性。因此博物学知识不能作为绝对正确的标准支配自然审美欣赏,但它与其他文化要素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在人们衡量自然审美欣赏的适当性时,博物学知识应当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西方博物学的发展也印证了博物学知识并非异质于审美欣赏的存在。从研究动机来看,自然神学鼓励人们以理性理解上帝的造物,将认知与情感、体验联系起来,并要求让人们从整体上肯定一切自然物的价值。受帝国扩张驱使的博物学研究追求宏大体系带来的秩序感,自命客观而普遍,但实际上是从精神上统治自然,对自然造成了一定破坏。以环境保护为动机的博物学以一种不同于自然神学的方式,将认知、情感与体验统一起来,并引导人们同自然建立生态友好的伦理关系,对自然做出肯定性评价,而这最终指向了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从研究对象来看,17、18世纪以前的博物学关注自然可感知到的色彩、声音、气味等性质,这些性质虽依赖主体而存在,但也要附着于对象之上。因此这种研究既构筑了我们的经验领域,确定了关注对象,也塑造了我们的观察自然的方式,引导我们实现深刻的自然审美欣赏。19世纪之后,博物学研究的是有机体。有机整体的观念最初源于自然本身,随后被以隐喻的方式引入审美领域,成为一种审美范畴乃至审美理想,这使得博物学对有机体的研究具有肯定性的审美价值。命名、分类和描述是博物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命名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但它也是人类建立同自然的深刻而亲密的关系的第一步。对自然的分类往往以相似性原则为依据,这种原则是形象性的、直觉的、具有创造力的,其本身就是审美的。在审美上与自然相关的要素借助相似性原则织成了审美相关性的网络,审美愉悦就来源于以相似性原则把握事物。博物学的描述方法可划分为非体验性描述和体验性描述,前者试图构建关于观察对象的、由关键词构成的信息,这类描述中的审美要素是隐性的,人们只有将这些信息内化于审美体验中,审美要素才会显现;后者将对自然的体验融合在博物学知识的传达之中,它以实例展示的方式引导人们以适当的方式欣赏自然。博物学知识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从认知方面看,它从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持续接触中产生,这使得研究者相信未来将有无限可能性证实其信念能揭示自然本身,而他们又通过相信并承诺自己的研究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使人相信他们对自然的解读更具合理性,博物学知识由此重构了解读模式。但这种重构不是否定并取代,而是重新评价并组织诸种审美要素。从伦理方面看,一种具有正当性的伦理关系应当将自然界的一切成员都纳入其中,而且这种关系应当是紧密而深刻的。博物学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可理解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得到认可与接受,而且它引发的伦理关注既植根于直接的感知体验中,又揭示出构建同自然和谐而深刻的关系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伦理要求。从审美方面看,博物学知识构筑了审美相关性的网络,审美要素在其中是多元共生的,博物学知识能协调并引导其他审美要素,实现适当的审美欣赏。然而博物学知识也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难以彻底转变视角,给予所有自然现象以肯定性的审美评价,另一方面个体差异始终存在,博物学知识的作用只具有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然而由于博物学知识能提供对自然的最具合理性的解读,并据此引导我们形成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深刻的审美体验,它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然审美欣赏的适当性所提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借助博物学知识欣赏自然,是从美学层面回应生态危机的最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