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下简称为环境刑附民公益）是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在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关于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刑事公诉中,所附带提起的由同一审判团队审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其不仅具有公益性,更具有对传统诉权理论的突破性和民事诉讼的本质性。该制度的正式确立依据是2018年《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两高解释》）中的法条,因为其作为新型制度且是刑附民和民事公益诉讼的复合衍生物,其复杂性而立法中几乎空白的内容注定了其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关于该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于:司法专门化的稳步推进和立法上的逐步发展给予正当性支持;公私法协同理论弱化了该制度的公私法领域之争,在该视角下,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有了合理的理论支撑,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有相应的优势所在,该制度保障裁判统一性,使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协调合作。另外,本文的重点在于环境刑附民公益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般诉讼流程的顺序为向谁起诉、起诉的内容、责任的承担方式,本文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予以论证。第一,关于向谁起诉的问题,目前现状是以自然人被告为主体,而且大部分违法行为造成较小生态损害后果的案件中的被告人往往是自然人,可是自然人的赔偿能力往往有限,当无力赔偿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生态保护的作用聊胜于无。笔者认为该类诉讼应是以向法人起诉为主。第二,关于起诉内容的问题,主要是指公益内容的把握,即公益的内涵不应只是具体的资源,应该是整体的生态环境。在因违法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公益遭到损害的情况下,计算依据应当是整体生态环境受损直至恢复的数额,具体的资源损失仅是其中一部分。第三,关于责任承担方式的问题,一是赔偿损失,当前多地法院对赔偿损失的认识存在误区,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损失责任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损失责任混淆,从而误将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中的“修复费用”发生竞合;二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行为恢复和购买恢复的取舍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主动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的话,刑事责任应当酌定从轻处罚,需要法院综合考量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三是关于赔礼道歉的运用,该责任承担方式对自然人意义不大,而企业,需要社会信誉,更适合用赔礼道歉的方式来倒逼企业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除此以外赔礼道歉这一方式还存在着诸多规定不清楚的情况。最后是关于完善我国环境刑附民公益制度的思考。当前环境刑附民公益最大的问题在于将自身发挥的主要领域局限在非法捕捞水产品和滥伐、盗伐林木类案件,着眼于一些犯罪行为造成生态后果轻微的案件范畴,以至于在维护生态利益这一核心目标上落实不到位。目前,该制度整体实施情况是大量提起诉讼,通过提升个案效率,从而节约司法资源,但是这样反而导致案件数量增加,还与其他程序发生冲突,导致效率没有提高,司法资源并没有节约,这时候可以转变一下思路,争做精品案件,扩大社会影响力。为了完善该制度,一是立法上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通过明确的起诉标准使检察机关起诉更加严格,以及将种种模糊事项,比如公益标准的拿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走向、赔礼道歉的适用对象与适用方式等,设置统一明确的规范,另外协调其与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间的程序,把握公益优先的原则。二是在司法上有所作为。坚持整体生态的司法宗旨,是指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都要注意整体生态优先;落实生态修复目标,是指在适用法律方面更多的适用环境类法律,考虑刑事部分缓刑和财产刑的适用,从而能够由本人亲自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发挥社会教育作用,是指自身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将公众参与机制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