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在朱光潜前期美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诗论》讲义（1935）,到“抗战版”（1943）,再到“增订版”（1948）这十三年间,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经历了展开、变动以及发展成熟的阶段。本论文主要以《诗论》讲义、“抗战版”、“增订版”三个版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历史语境与相关史料记载,深入考察并梳理出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嬗变轨迹,同时较为完整地揭示朱光潜在这期间的矛盾犹疑,藉此重新认识与把握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复杂性。第一部分即《诗论》现存版本考释,重点将讲义、“抗战版”、“增订版”等版本依次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从中梳理出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转进”轨迹:30年代初期借用西方美学原理建立起中国诗的理论体系;期间经由对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声、顿、韵、律）的讨论而触及中国;40年代后期完全进入中国,重释儒家传统是其最终形态。第二部分从理论视角切入,探讨朱光潜如何援引西方美学原理而逐步建构起一种关于中国诗的理论体系。30年代初,朱光潜摒弃中国旧有的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直抉诗所赖以产生的心理根源,即人类表现内在情感与再现外来印象的天性需求,从而初步奠定起《诗论》全书的西学理论基调。这之后,《诗论》讲义几经修改增删,理论体系渐臻系统,最终付梓于抗战期间。在该书中,朱光潜自觉将克罗齐美学与中国古代诗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全书的理论核心即“诗境论”,并将克罗齐的“表现说”加以改造为“我们的表现说”,从而真正系统地“建立起一种自己的理论”。然而,当朱光潜继续借用从西方学来的语言学原理来分析中国诗的声、顿、韵、律时,中国“诗”与“中国”诗的矛盾却出现了。朱光潜此时开始意识到中国诗歌语言形式歧异于其它民族的那种特殊性,这促使他回到中国诗歌历史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由此也直接促成了40年代朱光潜美学从西入中的思想转变,本文第三部分即在论述这一转变过程。进入40年代后,受抗战时期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的影响,朱光潜开始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资源,论述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儒家伦理、儒家礼乐精神与国民审美教育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参与到全民抗战救亡的政治运动中来。在1948年《诗论》“增订版”新增的《陶渊明》一文中,朱光潜直接在美学与儒学之间建立联系,他反驳了陈寅恪提出的“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论断,颇具匠心地从“情”的角度将陶渊明判定为儒家人物,这种“以情释儒”的独特视野最终促成了40年代后期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学转向。总体而言,从《诗论》讲义到“增订版”,朱光潜大致经历了一个始而接受乃至推崇西学、在西学中发现问题、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找寻答案的思想“转进”过程。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转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确切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期间始终交织缠绕着中西异质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但也正是在这些矛盾与张力之中,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才得以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