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15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去杠杆”正是针对资金配置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做出的工作部署,监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要严控债务资金的来源与数量,降低杠杆水平。但与此同时,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以期维持本国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方面,我国综合使用多种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加大了逆周期的调控力度。这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政策操作必然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货币成本的下降,进而导致企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活动,与去杠杆工作形成一定的矛盾局面。因此,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与去杠杆工作任务在实现路径与目标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与背离,“宽货币”条件下如何继续稳步推进重点企业的去杠杆工作,如何降低国有企业去杠杆进程中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中伤”程度,这些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近十年的公司微观数据以及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和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量化指标,选取中央财政支出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于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本文将货币政策与中央财政支出的交互项引入模型,探究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货币政策与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相关性是否会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的不同,本文进一步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以此探究货币政策与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相关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影响。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得到四点结论:第一,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上市公司整体杠杆水平呈正相关,且民营上市公司的杠杆水平对货币供应量的反应敏感程度更大;第二,以市场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上市公司整体杠杆水平呈负相关,其中,与民营上市公司杠杆水平呈负相关,但与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相关性并不显著;第三,财政支出的引入正向作用于货币供应量与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关系,二者仍然保持正相关;对于市场利率与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相关性并未起到显著作用,二者关系仍不显著;第四,财政支出的引入负向作用于货币供应量与民营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关系,但二者仍然保持正相关;对于市场利率与民营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相关性并未起到显著作用,二者仍然保持负相关。结合实际经济形势,本文提出以下四条政策建议:第一,因企施策以促货币政策高效精准助力实体经济;第二,严控财政资金流向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确保政策精准发力;第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拓宽多方面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