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文化形成和文明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龙山时代是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其巅峰期。研究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生业,探讨生业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探索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动因与机制,为我国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参考。本文以海岱地区的龙山时代为基本时空框架,依据系统的动植物考古证据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对龙山时代的生业经济进行全面地研究。将龙山时代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分时段探讨两个时期的生业经济模式;通过对比两个时期的生业经济模式研究龙山时代生业经济的演变;通过种子稳定同位素分析,探索生业演变的原因;通过区域对比,分别研究两个时期生业经济的区域异同,并探索造成差异的可能的原因;对比不同等级聚落之间生业经济异同,探讨社会政治因素对生业经济模式的影响;对比不同等级人群和两性之间的饮食异同,探索身份、地位、性别等对饮食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再结合环境背景和考古学信息,综合探讨生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并形成如下认识:一、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形成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狩猎采集经济为辅的生业经济模式。农作物种类包括粟、黍和稻,肉食来源主要依赖家猪饲养,此外广泛开发和利用陆水空多种野生动物资源,作为先民肉食的重要补充。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业进一步发展。农作物种类包括粟、黍、稻、大豆和大小麦等,种类齐备,五谷俱全。除了仍然主要依靠家猪饲养获取肉食资源外,先民还强化对各种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种子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先民可能进行施肥行为,田间管理技术提高。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二、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区域间的生业经济已存在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农业种植结构的差异。在海岱地区的南部,先民主要发展以稻为主粟为辅的稻粟混作农业,而在海岱地区的北部,则主要发展粟黍旱作农业。海岱地区南部以稻粟混作农业为主,北部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的农业格局已经存在。龙山文化时期延续这一传统,并可能形成了三个农业区:海岱地区南部的稻为主、粟为辅的稻粟混作区;鲁北和鲁西的粟黍旱作农业区（稻作农业仅占很低的比例）;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农业欠发达区,该区虽同样发展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和少量的稻作农业,但农业经济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略低。区域之间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相似,以家畜饲养为主,广泛开发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为辅。龙山时代区域生业经济模式差异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环境差异和文化传统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且个别遗址的生业经济模式与其微环境密切相关。三、社会因素在龙山时代先民的生业经济选择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鲁北地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生业经济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表现为稻作农业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方面。中心聚落,稻作农业占据较重要的地位;普通聚落,稻作农业的地位微乎其微。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推测或许与贵族阶层对水稻的控制有关。不排除水稻成为特权食物的可能性,可能更多为贵族阶层享用,以彰显身份与权力。这一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促进了稻作农业向北传播。社会等级分化更直接影响先民的食物结构,在大汶口遗址,高等级人群比普通民众食用更高比例的肉食资源。性别差异对两性的食物结构影响不明显,两者之间食物结构较相似,但相对于女性,男性食用了更高比例的粟黍作物。我们认为性别自然分工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而非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四、生业、环境与社会三者之间并非单线、单向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首先,生业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时生业经济受到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自然环境塑造和限制着人类生业经济模式的选择。但自然环境对生业经济的选择并非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改进技术、改变观念等因素影响生业经济,积极选择或者改变生业经济方式,通过人类行为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然而人类社会对生业经济的选择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制约。综合考量生业、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演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