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量持续增加,我国在世界贸易中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互联网+外贸”的深入发展,使得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外贸模式发展迅猛。跨境电子商务拓宽了外贸新领域,培育了外贸发展新动能,逐渐构建起我国在外贸竞争中的新优势。跨境电子商务颠覆了传统的外贸进出口模式,新型贸易形态的新特点给基于传统国际贸易下的政府职能带来了挑战,传统贸易监管方式下的政府职能无法适应新国际贸易模式的发展,这种不协调增加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跨境贸易的比较成本优势。新的贸易模式也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升级,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规范化,从而降低跨境贸易交易成本,提高跨境贸易交易效率。我国现行的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制度和法规主要针对的是批量大、交易额高、商品种类较为单一的货物,而跨境电子商务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具有交易金额小、交易频率高、品类杂、时效要求高等特征,在现有的监管思维和监管模式下,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体系不匹配、制度建设不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贸易自由便利化水平低,影响着跨境电子商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需要政府创新治理方式,以新的治理思维进行新业态的引导。国际贸易形态和方式演进与变革的背后,是数字化浪潮席卷着全球。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政府经济治理思维和方式也将发生改变。传统常用的粗犷式做法是政府给予企业经营性奖励、税收和贷款优惠、对企业房租减免或补贴等。另一种做法是政府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服务供给能力。降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成本固然重要,但政府监管服务职能的转变对经济治理思维和方式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本文着重分析政府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找寻引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科学途径,并进而为探究政府监管服务职能转变的方向开拓新的视野。在信息技术变革的驱动下,我国涌现出一系列如跨境电子商务等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新业态新经济意义重大,从而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传统的监管服务与新经济市场发展需求的不匹配,导致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原有监管规则的束缚,影响着跨境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跨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是政府监管服务职能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是政府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主攻方向。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本质是降低跨境贸易的交易成本,放大比较优势,提高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交易量。由于政府传统的治理方式与国际贸易新形式发展需要的自由便利化环境相矛盾,创新政府监管,提供服务能力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监管服务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思路。政府依靠改革和监管服务职能的转变可以有效地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释放跨境电子商务比较优势。跨境电子商务为全球更多消费者、更多企业、更多经济体带来红利,是构建和深化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促进跨境电子商务持续发展需要新方式、新思维、新政策,以使其自由化、便利化和规范化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需要更好地了解政府监管服务职能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影响机制,这一认识有助于政府决策者根据新业态发展的特征,适时地进行政策和监管的创新,积极转变政府监管方式,提升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降低跨境贸易交易成本,提高跨境交易的比较竞争优势。因此,本文先从定性方面探索分析政府监管服务职能转变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并揭示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便利化的本质,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政府监管服务职能转变指数,最后再结合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的数据统计从定量角度实证政府监管服务职能转变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影响,且通过计量模型证明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是政府监管服务职能转变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政府通过转变监管服务职能,降低跨境贸易交易成本,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寻找理论支撑。也期待我国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政策上,把实际困难和问题考虑得更加充分、全面,让科学的监管政策和高效的监管机制运作衔接更加顺畅,从而推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