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在当下活跃的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而此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解释却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明文规定,使得现实司法实务中,针对这一问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判决,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适逢编纂《民法典》,官方顺应现实需求将这一制度加入其中,但是法律条文中的相关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才能更好的在实务中发挥作用。问题主要有三,其一、第三人具有合法利益的认定;其二、当事人双方对第三人的代为履行的抗辩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在当下活跃的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而此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解释却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明文规定,使得现实司法实务中,针对这一问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判决,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适逢编纂《民法典》,官方顺应现实需求将这一制度加入其中,但是法律条文中的相关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才能更好的在实务中发挥作用。问题主要有三,其一、第三人具有合法利益的认定;其二、当事人双方对第三人的代为履行的抗辩事由;其三、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法律效力。针对上述问题,第一、第三人的范围不能过窄,不可分债务人、保证人、连带债务人应当包含在内。最重要的是,第三人要具有合法利益。合法利益一般来说是指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第三人会蒙受损失。合法利益要求是客观上具有合法利益而不能是第三人主观上以为自己具有合法利益。合法利益的判定需要作类型化处理,主要分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和有共同利益的第三人。其中,有共同利益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可以进行进一步细分。合法利益的举证责任需要由第三人承担。第二、双方当事人原则上不能拒绝第三人代为履行,但是当第三人代为履行会损害其利益时,被损害利益一方可以拒绝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当代为履行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社会公德时也可以拒绝其履行。第三、第三人代为履行后发生法定债权转让,但第三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除外。不要求第三人一定要履行全部债务,可以只代为履行部分债务。如果履行不当或者不完全,而第三人无重大过失,责任一般由债务人承担。
其他文献
同人作品是创作者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其兼具依附性和独创性,同人作品在我国极具发展前景,理论上大概分成演绎型同人作品与非演绎型同人作品,前者可以归入演绎作品,而后者因其法律属性模糊不清、独创性表达标准不明确以及创作授权机制的复杂,在司法实务中与原作纠纷频发。非演绎型同人作品与原作产生冲突主要是指同人作品创作中的合理使用与侵权判定问题。著作权法在司法实务中不能调整以下问题:(一)判定同人作品
禁忌,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其相对应的忌讳和回避的言语和行为。随着中印商务交际日益加深,矛盾也不可避免发生。因禁忌文化不同导致交际障碍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了解中印商务禁忌文化,加深两国商务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助于中印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研究跨文化视角下中印商务禁忌对比,目的是通过对中印商务禁忌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印商务禁忌的异同,从跨文化角度分析中印禁忌不同
数字经济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数据竞争领域,以利用爬虫技术实施的数据抓取行为尤为突出。在当前数据权属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数据抓取行为既能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共享,又能平衡各方利益,然而其在司法适用中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的规定难以有效规制数据抓取行为,导致法院存在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过度依赖诚实信用原则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是关于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在实践中许多消费者维权时都会以此为据要求三倍赔偿,但我国现阶段正在实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尚未对欺诈行为作出统一的理论性界定,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经营者是否构成欺诈时存在分歧,甚至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基于此,本文围绕消费欺诈的认定问题展开研究,除引言外,文章总共分为四个部分,基本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坚持问题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涉及到公司与债权人、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利益考量与平衡,虽然《公司法》第16条对公司提供担保的程序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但长期以来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法律效力仍然是一个聚讼盈庭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颁布之前,基于对《公司法》第16条规范性质的不同认知,形成了管理性强制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内部性管理规定、代表权限制性规定等不同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担保协议
我国现行法律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过失相抵规则,以限制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但是,并未对实践中使用频率最高且在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认定中最为重要的“确定性规则”有所规定。本文梳理了我国现行法律和域外关于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有关规定,指出确定性规则在违约可得利益认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搜索的江苏省2017年-2021年可得利益损失司法实践案例为样本,分析了司法
为了摆脱家庭暴力,家暴受害者实施“以暴制暴”行为造成施暴者重伤或者死亡的案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是定罪量刑,但量刑倾向是轻刑化,而学界对此类案件则一直在探索实现无罪的可能性。本文亦认为,对此类案件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文主要是针对狭义的“以暴制暴”行为进行探讨的,即家暴受害者在较短的间隔期间内实施的“以暴制暴”行为,文章共分为四个
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存在抽象式情节加重犯过多以及情节加重犯法定刑高的特点。抽象式情节加重犯会导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形,同时也造成了“同案不同判”。在司法解释对其具体化的过程中,容易突破刑法条的规定造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我国情节加重犯的法定刑偏高,倾向于升高法定刑来预防犯罪,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不断升高的法定刑缺乏正当化根据。上
PPP立法规范的矛盾与缺失,阻滞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导致纠纷解决实践的混乱。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协议或争议性质决定纠纷解决方式”解纷逻辑,仅对PPP协议进行整体性分析,尚未从制度层面建构起规范化的解纷机制。在我国PPP模式的多元合作形态的背景下,基于PPP协议的公私法双重属性,可对协议进行类型化分析。本文以政府权利(力)的转移为标准,将PPP协议划分为特许经营类PPP协议、政府购买服务类PP
基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卖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因此,在标的物交付之时,当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给买受人带来并非微不足道的不利益时,无论出卖人是否根本违约,买受人均有权行使拒绝受领权,当场拒绝受领瑕疵标的物。然而,实践中却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法官均将《民法典》第610条作为买受人不当行使拒绝受领权的法律依据,认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质量瑕疵未严重至合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