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末期,国内政制陷入了权力的普遍争夺中。以格拉古兄弟为首的保民官“为民请命”,率先展开了反抗元老院贵族的行动:他们不仅篡夺元老院的固有权力,还将骑士阶层拉进了政制权力的斗争,使之成为与元老院争夺陪审员议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这一过程中,元老院虽然通过“元老院紧急决议权”（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授命执政官动用武力镇压了格拉古兄弟的行动,但是也打开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使用暴力进行权力斗争的闸门。公元前107年,盖尤·马略（Gaio Mario,公元前157年—86年）顺应形势将罗马兵制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改革,虽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无形之中带来了“军队私人化”的问题,这为罗马政制的动荡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其在罗马日后频发的内战以及逐渐升级的暴力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此外,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制外部也存在着重重问题。公元前82年,军事指挥官卢齐奥·科尔内利·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78年）担任“改革共和国和制定法律的独裁官”一职,进行政制改革。这一改革正是对罗马政制危机的一次系统化处理,其政制改革的目标与重点正好与政制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的元老院与平民保民官密切联系。苏拉极力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权威,他通过《关于审判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iudiciaria）扩充了元老院的人数至六百人,并将陪审员议席复归元老院议员独占。又通过《关于二十名财务官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de XX quaestoribus）增加财务官人数,并使之卸任后自动进入元老院,从而及时填补每一年人数空缺的需要,相当于间接取消了监察官选任元老院议员的权力。同时,苏拉还从法律上制约了其他可能威胁元老院统治的政制因素:他通过《关于平民保民官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de tribunicia potestate）直接限制了平民保民官的权力,使这一职位成为平民的遗址。而对于可能威胁元老院政制权威的军事指挥官的权力,苏拉通过颁布《关于行省管理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de provinciis ordinandis）,将罗马的最高权力“治权”（imperium）一分为二,从法律上阻断了最高政权和最高兵权仍并掌于军事指挥官一人之手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恢复元老院寡头统治的政制地位,苏拉不仅通过《关于叛逆罪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de maiestate）明确了“叛逆罪”（maiestas）的界限,还颁布《关于民选执法官的科尔内利法》（lex Cornelia de magistratibus）制定了以元老院为中心的递进式任职规则。此外,苏拉还通过颁布新法案设立新法庭的方式,在政制改革中推动了罗马常设刑事法庭制度的普遍化,同时他也对罗马的外部关系做出了部分调整。苏拉的政制改革成果是在罗马的政制进程中逐渐崩溃的,直至公元前70年,苏拉试图恢复元老院权威的政制改革目标完全落空。此后平民保民官的权力不仅得到恢复,军事指挥官对于元老院政制决策的威胁性也有增无减。事实证明,苏拉试图让拥有帝国疆域的罗马,重新回归城邦的政制运行模式,是行不通的。然而,这场政制改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体现在,苏拉开启的这场从贵族利益出发的政制改革是用复古化的政制改革措施,对罗马共和末期所面临的政制危机的一次系统化、全面化的整顿,包括化解此前平民保民官的改革措施引发的新的政制冲突;而启下则体现在,苏拉的政制改革具有军事独裁性质,他将共和国政制传统中由元老院、民众大会（comitium）以及罗马官员协商确定政制决策的方式,转变为由一位“改革共和国和制定法律的独裁官”制定法案作出政制决策,从而创新了共和国政制决策的产生方式,形成了一种“立法者”形象式的政制改革先例,为后世的恺撒以及奥古斯都的提供了新的政制改革思路,进而推动了罗马从共和国迈向元首制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