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益进行早期保护是防范新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的现实需要,抽象危险犯已经成为当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宠儿”。然而,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外观形式容易使司法人员遵照成文法的平文白义,机械而盲目地适用法律,导致处罚范围不合理扩张。因此,有必要对抽象危险犯司法认定的症结做出梳理并深入剖析,从而寻找建构抽象危险犯出罪路径的基础依据,探索解决出罪困境的具体路径。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抽象危险犯出罪概述。其一,抽象危险犯的基本理论包括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处罚依据及其理论边界。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涉及如何认定“抽象危险”;实质判断标准能够弥补形式说仅追求形式正义的缺陷,“抽象危险”是结果的危险、推定的危险;时间间隔说作为划分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的依据有一定合理性,还可通过分析侵害法益的形式作为区分二者的方式。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只在对作为认定根据的事实抽象程度与判断方式上有所差异,危险程度说以危险状态转变为实害后果的紧急程度对二者予以界分与其差异相契合。其二,通过对出罪内涵的不同解读,认为出罪主体是刑事司法机关,针对的对象是进入犯罪圈评价的行为,以实体和程序结合的方式,排除行为犯罪性的一系列司法行为过程及结果的总称。第二章是抽象危险犯出罪的问题考察及原因剖析。在问题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入罪化的趋势,选取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这一轻罪、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这一重罪以及涉及民生的食药领域高频犯罪为视角来展现此种倾向;抽象危险形态法定犯的认定过度依赖前置法,在涉及枪支、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的抽象危险犯个罪认定中尤为突出;司法实践中极易忽视主观要素证明,实现行为人归责与主观要素的分离。在原因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导致刑法观念异化,工具主义刑法观蓬勃发展并将刑法推向万能主义;刑事司法脱离法益并机械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掉入形式主义泥沼之中;“但书”作为教义学层面的出罪理由具有说理含糊之嫌,其适用方式存在争议,易出现法律适用的随意性,除了“但书”规定又欠缺其他有效的出罪路径。第三章是抽象危险犯建构出罪路径的基础依据。主要是对出罪路径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考量以及对出罪路径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正当性基础包括机能基础、理念基础和客观基础。当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发生抵触时,刑法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为抽象危险犯探究出罪路径提供机能基础;对于在构成要件中仅标记类型化行为的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坚守刑法谦抑理念尤为重要;我国刑罚制度过于严厉,受到刑罚的影响与重返社会的生活直接挂钩,因而导致抽象危险犯出罪的客观需求。此外,就抽象危险犯出罪路径的理论依据而言,需要立足于实质解释的出罪解释立场,通过实质解释的方法将未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需要坚持刑事一体化的思想,以刑事政策联动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为抽象危险犯出罪提供体系依据。第四章是抽象危险犯出罪路径之实体正向考察。通过实质解释构成要件,正向考察是否存在抽象危险。一方面,应以具体条文的保护法益为指导,在抽象危险犯中运用双层法益结构对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作实质化理解。另一方面,在犯罪故意理论中明确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要素,行为人存在犯罪故意需要明知其行为的自身属性及法律属性,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险结果。可通过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认识程度,实施危害行为时的行为特征,行为人的职业、技术熟练程度,并基于控方已经掌握的犯罪证据来进行推定。第五章是抽象危险犯出罪路径之程序反向排除。程序路径实则是对犯罪做实质理解,在个案中反向排除抽象危险存在而出罪。一方面,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在具体案件中并未发生相应的危险时,引入反证制度将有利于个别特殊案例进行出罪。反证程序在司法审判阶段进行更具合理性,由被告方主张更具可行性,并应当依法取证、举证及质证。另一方面,从辩护的角度出发,引入专家辅助人参与质证进行实质辩护。行政认定意见并非书证及鉴定意见,而是一种“准鉴定意见”。司法认定应相对独立于行政前置认定,专家辅助人出具专业意见参与质证,排除仅通过形式审查认定抽象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