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新出土文献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为禅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引发了学界探讨禅让的热情。 将“禅让事件”、“禅让传说”和“禅让学说”的概念区分清楚是研究禅让的前提条件。禅让事件是远古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远古历史上应当是存在过的。后世人们对于禅让事件的追忆则构成“禅让传说”，至春秋战国时期，禅让传说已经广为流传。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各自的政治理论，纷纷利用禅让为自己的学说寻求历史依据，从而形成了以各自理论为指导的“禅让学说”。 先秦古文献谈论禅让的往往而在，无论儒家、墨家、道家还是法家等，均谈及禅让，或如墨子直接颂扬，或如韩非子试图否认而欲盖弥彰，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禅让事件所持的态度。新出土古文献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子羔》、《容成氏》对禅让更是极力推崇。因此，在现有古文献和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全然无视古人对于禅让事件看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另外，诸子对于禅让传说的引用可谓是信手拈来，非常之熟悉，可以看出禅让传说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应当是早就存在的，并非全系某学派为了宣扬其学说而向壁虚造。 战国诸子从自身的学说出发，对于禅让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各自特色的禅让学说，其中以儒家“天命”禅让说和墨家的“尚贤”禅让说影响最为深远。而且诸子们相互论辩，在战国中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股禅让思潮，对当时乃至以后的政治构成了巨大影响。 先秦整体的禅让学说与当时社会时局是互动的，各家对于禅让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当时社会和政局的变化而发生流变。就学派内部而言，儒家内部从孔子到以《唐虞之道》、《容成氏》作者为代表的儒家后学，再到孟子、荀子，禅让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就先秦整体禅让学说而言，儒家“天命”禅让说至战国中期时候显示出“尚贤”禅让的倾向，而墨家“尚贤”禅让学说中亦有“天命”禅让的痕迹，呈现出相互交织和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