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环境规制、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试图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方法上,本文的基础回归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借助中介效应法剖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为了尽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有效且稳健,从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造成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影响。分析发现出现“U型”效应的原因在于,企业在环境规制作用下会因“遵循成本效应”而阻碍企业技术升级。一定时期后,企业会因为外部环境压力的反向激励,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弥补,促进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第二,影响渠道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中起着负向的中介效应。一方面企业为了遵循环境规制政策,增加了产品污染治理的投入,挤占了可用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间接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另一方面,东道国实施的环境规制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投资规模,不利于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抑制国内企业的出口升级。第三,环境规制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与利润率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企业存续时间越长、企业规模越大和利润率越高,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调配资源的能力越高,从而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创造产品附加价值相对更高的国外市场,促使企业减少对国内中间产品的投入,加大对国外中间产品的投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第四,环境规制对企业专利研发和注册类型影响为正。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很大程度上促使加大绿色生产技术或设备投入和研发力度,长期中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提升。总之,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并非通过单一渠道起作用,一方面环境规制直接提升了企业污染治理和防控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企业的产品生产质量和附加值率。因此,环境规制政策短期来看对企业是成本负担,但长期中提升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最终达到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的“双赢”结果。为此,中国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不仅要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扬弃传统上“重增长、轻发展”的粗放型政策导向,对出口企业在产品质量改善与环境治理中“奖罚”并重,从而培育企业绿色生产技术提升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