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反腐败工作贯彻到底,实现监察的全面渗透,我国创建了监察派驻制度。《监察法》第十二条与第十三条对监察机关的派驻机构规定,使得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的产生与权力配置和运作有法可依。但是,该法条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并没有对其权力的范围、属性、具体操作方式进行规范。而且监委派驻机构仅作为监察委员会的一种“派驻”单位,其权力来自于监察委员会的授权,而非法律授权。该种权力是一种内部授权,蕴含着一种基础性授权与具体性授权;该种权力存在于监察委员会系统内部,区别于一级监察机关,且不能代替所驻单位职权;该种权力的运行有着自己独立性。但监委派驻机构在行使职权,在保障独立性的前提下,应当以“工作需要”为实质条件,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到国家机关的工作,影响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因此,本文从一下几个方面对监委派驻机构的权限问题进行讨论。本文的引言部分,主要通过对自监察体制改革后学者对监察体制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引出监委派驻机构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从而确定本文的核心研究点。本文主体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监委派驻机构的监察权特性。因为监察委员会与所属的监察派驻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监察委员会对监委派驻机构的授权是监察机关内部事务,是对内事权,而非来自于外部。这种监察授权,是部分性授权,而非全面性授权;是一种具体性的授权,是一种“授予”的性质,而非“剥离转移”的授权方式。监察委员会在对监委派驻机构授权时,第一,应当以《监察法》许可规定为前提,不宜扩大监察对象;第二,可以区分权力内容与性质,对于监委派驻机构基础性权力,进行普遍授权,如:进行监督,提出相应的监察建议,对于非基础性的权力可以进行具体临时授权,如:协助调查;第三,监察委员会的授权内容,应当在保证监察权力充分行使的前提下,避免过度扩张,压制监察对象职权,妨碍到监察对象职权的独立行使。本文主体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监委派驻机构的权力内容。监委派驻机构的权力来自于监察委员会的授权,其权力构成不与监察委员会等同;监委派驻机构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的权力、调查权、处置权应当受到监察委员会的制约,且不宜过分干预所驻机关单位的职权运行。而授权监委派驻机构信息收集权,可以充分发挥其“探头”作用,推动监察权的集中行使。本文主体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监委派驻机构的权力限制。笔者认为监委派驻机构无权监察其他国家机关,但应当对人大代表分别行使有限的监察权。同时,监委派驻机构在行使权力之时受到特殊程序的制约。本文主体的第四部分,提出监委派驻机构在实践中职权行使存在的困境,并为解决监委派驻机构的职权困境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