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在唐五代已初具规模,北宋时声名显赫,到南宋发展成熟,进入了制度化确立阶段,之后绵延至明清。书院从藏书、校书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集藏书、刻书、教学、管理、学田经营、祭祀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形成了完备的中国书院制度。其中,书院的规制建设值得注意。书院发展至宋代,内部结构逐渐完备,形成了祭祀、讲学、藏书、学田四大规制。在日本近世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中国书院类似的教育机构。日本近世教育机构是否吸收了中国书院的四大规制值得我们深究。通过整理先行研究可以发现,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书院制度与日本近世教育机构之间的关联,但是研究较为笼统。本文以日本闲谷学校为例,以中国书院为参照,首先梳理闲谷学校创建过程,其次探究四大规制在闲谷学校的具体表现,进而分析闲谷学校对中国书院制度的接受与流变。经过考察可以发现,闲谷学校不仅体现了对中国书院四大规制的接受,同时也具备自身特征。从祭祀来看,闲谷学校与中国书院极为类似,举行祭祀孔子的释菜仪式。闲谷学校的释菜仪式呈现佛、儒、神道三教融合的趋势,且有将校祖作为孔子陪祀对象的倾向。从讲学来看,闲谷学校的讲学主要停留在普及文化知识,教化当地居民的层面上。相较中国书院,学术研究功能弱化。《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使用可以说是闲谷学校接受中国书院制度的一个缩影。从藏书来看,闲谷学校与中国书院类似,以儒家典籍为主,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自学自习及学术自由。但闲谷学校不具备中国书院刻书的功能。从学田来看,闲谷学校传承了中国书院设置学田作为经济来源的历史传统。闲谷学校自身作为地主,办学私有化色彩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