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取得巨大经济奇迹的主要经验。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2014年11月17日,内地证监会和香港监管当局同时批准实施“沪港通”交易制度试点,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推出的又一重大新举措,必将对中国资本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和市场效率以及上市公司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学术界现有文献已经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股价信息质量、资本成本、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动性、股价异质性波动、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审计独立性等的影响,但是关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企业投资活动是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企业构建市场竞争能力、创造公司价值的主要途径。而企业投资效率既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也关系到企业经营和运行质量。国内外现有文献分别考察了政府干预、高管薪酬、企业生命周期、现金股利分配、会计信息质量、管理者背景特征、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公司内部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但已有研究也没有充分揭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以“沪港通”为标志的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组样本企业,“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促进标的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提升。再进一步细分非效率投资类型的研究中发现,“沪港通”政策实施后,相对于控制组样本企业,该交易机制有效约束了标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也缓解了标的企业长期面临的投资不足窘境,即“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启后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都得到有效改善。充分考虑“沪港通”这一政策施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滞后效应是持续显著增强的,即“沪港通”开启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了持续改善作用,并且此作用呈现逐年增强趋势。通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相对于控制组样本企业,标的企业的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均显著降低,即“沪港通”交易机制能够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建设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两个重要路径改善标的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检验发现,“沪港通”政策促进企业效率提升的效应机制在治理水平差、信息不透明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丰富了关于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研究文献,深化了人们对企业投资效率决策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在实践上,本文的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改革实施效果提供了来自企业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对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为中国未来的资本市场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提供重要依据,且对完善上市公司运行机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