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这两项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稳定高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中国居民开始将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市场,然而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同样存在家庭“有限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现象,因此各国学者开始研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家庭金融理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同样给我国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男女比例的失衡可能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资产选择。本文首次从家庭子女性别的角度,将家庭子女性别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模型中,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相关数据,实证地研究了家庭首胎子女性别差异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诸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因素,通过回顾已有文献,本文总结发现背景风险因素,包括家庭财富、家庭健康状况、房产持有情况等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因素,包括投资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等均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这将有利于本文建立合理的实证模型。接下来,在文献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并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家庭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和预期理论、生命周期投资理论和家庭金融背景风险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本文对家庭首胎子女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影响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研究假设和可能的影响机制。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将家庭首胎子女性别作为解释变量。本文认为该变量相对外生,这是因为中国家庭通常不选择首胎子女的性别。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和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通过加入合适的控制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在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控制可能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其他诸多因素之后,本文发现:与首胎女孩家庭相比,以男孩为首胎的家庭中,其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低1.5%,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低8%。本文通过对被解释变量重新定义、分城乡样本回归和独生子女家庭样本回归等多种方式对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结果仍然保持稳健。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发现了可能的影响机制:首胎为男孩的家庭购买新房的意愿更强烈,进而降低了其所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比重。本文研究的结论不仅对于子女性别差异影响到一个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提供了一个严谨、细致的经验证据,也更加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人口与经济政策。针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政府部门在对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引起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的情况下,稳步推进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积极宣传良好的婚嫁文化和新型生育观念,减少性别选择,促进社会性别比例平衡;家庭应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男女平等对待;家庭成员应该重视家庭金融理财的重要性,努力提升自身受教育水平,积累投资经验,以更加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来实现资产保值和家庭整体的效用最大化。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二:一方面从研究问题上,即使近几年来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逐步深入,但从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子女的角度研究的文献却很少。本文从家庭子女性别差异的角度,发现家庭首胎子女性别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本文在明确子女性别差异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发现子女性别会改变家庭购房意愿,从而改变家庭资产配置。明确具体的影响机制有利于对目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一、本文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关注的自变量为家庭子女性别,该变量并不是绝对外生的,因此本文的模型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二、此前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薄弱,可借鉴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有限,因此本文的理论分析层面较为粗浅,有待进一步的优化。三、在进一步研究子女性别差异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时,并没有对影响机制的有效性继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