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首次纳入劳工标准以来,到2018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的生效,区域贸易协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在保障和执行程序方面的规定也越来越具体和严格。CPTPP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接受载明的劳工权利,使劳动争议受制于争端解决机制,并允许采用制裁措施,赋予劳工标准可执行力,实现了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挂钩。我国政府已于2021年9月正式申前加入CPTPP。但我国要想加入CPTPP就应当达到CPTPP要求的劳工保护标准,并接受与劳工纠纷有关的争端解决机制。客观来看,我国目前距离CPTPP劳工标准还存在差距,我国能否接受劳工纠纷适用争端解决及其制裁措施对我国加入CPTPP也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本文试图对CPTPP劳工权利的适用范围以及损害劳工权利的救济措施进行梳理,通过对比我国现有劳工立法的情形,在立足差距的基础上试图为我国加入CPTPP提出可行性建议。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将劳工标准引入国际贸易法律的历程。从最早的关贸总协定到后续的世贸组织时期,关于两者是否应该挂钩的辩论一直存在。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条款,且已具有区域劳工规则构建的意义。CPTPP作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之典范,从劳工权利的内容到劳工权利的救济都对劳工标准进行了体系化。由此可知,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挂钩已经成为现实且重要的问题,而CPTPP中的劳工条款或将成为未来有关国际立法的样本。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CPTPP劳工权利的核心内容。首先,CPTPP劳工权利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载明的基本劳工权利;第二类是与工作条件有关的一般权利。对于第一类劳工的基本权利,虽然在国际劳工公约中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应该如何适用和标准化解释仍需要继续研究。对于第二类劳工的一般权利,CPTPP仅限于成员方国内劳动法上确定的保护水平,未对该权利设定成员国统一的可接受标准。其次,在基本劳工公约规定的基础上依次分析了这两类权利的内涵,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官网案例对劳工权利中的“关键词”内涵进行释明,最后总结得出这两类权利的适用边界。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各国对权利的适用范围和公约的规定相比有扩大解释的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了CPTPP中劳工权利保护的程序性机制。首先,CPTPP使劳工纠纷受制于争端解决机制,并允许使用制裁措施为后盾。一方面增加了劳工标准的可执行性,逼迫成员国通过国内改革以提高国内劳工标准;另一方面把劳工标准等同于贸易适用相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造成新型贸易壁垒的形成。其次,CPTPP对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主体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有可能造成举证主体不明而被他国加以利用。最后,学者目前对劳工标准适用制裁措施尚有争议。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劳工标准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达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劳工标准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因此应探讨更为折中的化解劳工纠纷的方法。第四部分是我国加入CPTPP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对策。通过对比中国现有的劳动立法现状与CPTPP劳工标准得出:一是我国工会体制相对单一且需上一级工会批准;二是我国对“强迫劳动”保护方面立法缺失;三是我国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制裁措施的接受存在困难。在发现差距的基础上思考了应对的策略。首先,我国应在建立适度竞争的工会治理格局下主张基于我国国情签署附属协定。其次,我国应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完善我国在强迫劳动方面的立法缺失。最后,我国既要考虑建立多元劳工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