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企业结构下,如何缓解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一直以来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协调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趋向一致来降低企业管理中的代理成本、提高经营绩效,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股权激励与股东、董事、管理层的利益紧密相连,其动因及效应也受不同的控制权特征背景影响,控制权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三个主体层面,控制权在三大主体之间的安排及三者间的权利制衡构成了公司控制权配置的核心内容。股权激励计划最终设计方案是三大权利主体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其动因体现着权力主导方的利益和最终目的。因此,控制权配置对股权激励的动机和效应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从控制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三个层面的控制权特征切入进行分析。本文在借鉴股权激励与控制权配置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上,从控制权控制度、受制衡度两个维度来分析控制权配置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三个层面的主要表现并利用二维坐标轴构建控制权配置综合模型,将控制权分为控制度低、受制衡度低;控制度低、受制衡度高;控制度高、受制衡度低;控制度高、受制衡度高四个状态,分析除控制度高、受制衡度高这种极端状态以外的三种不同控制权状态对股权激励动因及效应的影响机制,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然后将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案例中,选择上海家化作为案例公司,先分别整理上海家化四套股权激励方案的控制权特征和具体的条款设计,再对四套股权激励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挖掘控制权配置差异对股权激励动因及效应的影响。对于股权激励的效应,从市场反应、经营业绩来研究股权激励短期和长期的效果。选取同一家企业不同时期股权激励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是为了控制其他变量,使股权激励方案更具有可比性。最后为正在或计划使用股权激励的企业提出了建议。本文从控制权控制度及受制衡度来深入分析控制权配置差异对股权激励的动机和效果的影响,为现有研究提供了一个博弈的动态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控制权配置关注度不够的问题。研究发现,上海家化推出第一套股权激励方案时仍处于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的国有企业阶段,控制度低、受管理层制衡度高,股权激励方案激励强度大,激励方式选择不合理,业绩考核条件低,呈现出福利性,激励效应差;第二套股权激励于企业性质由国有控股变为民营控股后推出,管理层董事会尚未更换,控股股东与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权力制衡,在民营企业背景下控制度低,受股东大会制衡度高时,股权激励方案激励强度适中,激励方式选择更理性,业绩考核条件高,呈现出激励性,激励效应良好;第三套股权激励方案中,控股股东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有所加强,控制权特征表现为控制度低、受制衡度低,股权激励方案对董事长激励强度高,对其他人员激励程度极低,激励方式选择更有利于董事长,业绩考核条件低,呈现出合谋性,激励效应不佳;第四套股权激励方案则是在控股股东取得绝对控制权,控制度高,受制衡度低的控制权背景下推出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度最接近于第二套股权激励,呈现出激励性,激励效应良好。因此应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来使得股权激励制度真正发挥其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