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述、刊刻与应用——《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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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教育作为中国古代受教育对象地位最高的一种教育形态,一直备受皇室与士大夫重视。帝王教育自周秦至明清的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治理、学术思想等。特别在经筵制度诞生后,历代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致力于教材撰写与讲授,通过诠释经典传达个人乃至群体的思想观点,影响帝王及其治理。这些文本中,以明万历年间两部蒙学著作《帝鉴图说》和《养正图解》流传最广。两书作为帝王教育使用的教材,其修撰、讲授离不开帝王教育制度环境与文本序列。由保傅到侍讲再到经筵,这其间不仅是帝王教育制度完善,更是儒家思想“渗透”皇权的过程。在明清两代治统试图兼合道统的努力下,数量较少的敕撰群修教材发挥指引示范作用,讲臣独撰教材向敕撰群修教材靠拢,《养正图解》因此模仿《帝鉴图说》。从两书现存版本情况看,两书的流传路径截然相反,这与两书作者地位、所处出版环境直接相关。帝王教育培养合格君主目的的理论源头是“圣王”期待,“圣王”期待提出了对君主应具备的品德和能力要求。伴随儒学在宋代的转型,“内圣外王”成为帝王教育的行动指南。两相比较,因其教育幼帝的用途和张居正的实学倾向,《帝鉴图说》更重“外王”;出于教育储君的考虑和焦竑及阳明心学的教育观点,《养正图解》偏向“内圣”。将两书视作整体与故事类教材《历代君鉴》比较,因所处时代与教育对象不同,尽管出于观念认同(特别是法祖)因袭体例甚至部分故事,但在故事形式和评价上有明显变化。而与通鉴类教材《通鉴直解》比较,文本的体例和定位虽不同,却因教育目的和史料来源而别无二致。翁同龢对《帝鉴图说》的补充注重解说史实,乾嘉二帝对《养正图解》的诗赞意在表明态度。《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的版本状况后是两书在明清时期的命运沉浮,特别是在明代的刊刻流传与作者本人命运休戚与共。这在《帝鉴图说》体现尤为明显。潘允端刻本和郭庭梧刻本分别代表张居正生前授意与接受下属传播自身形象的努力,金濂刻本和司礼监刻本则彰显张居正身后对其截然不同的评价。《养正图解》成书进呈不仅直接影响焦竑仕途进退,也牵动万历朝“争国本”进程;在清代,《养正图解》成为皇室藏书,表明皇家格正君心、好德尚儒的鲜明态度。《帝鉴图说》和《养正图解》在明清两代发挥不小作用。张居正讲授《帝鉴图说》,提供治国理政可供借鉴的范例,神宗学以致用。在清代,翁同龢为两代幼帝讲授《帝鉴图说》,引导他们崇德向善;更重要的是,在《帝鉴图说》示范下,讲臣专为两宫太后修撰《治平宝鉴》用以讲读。《养正图解》的影响面向更为多元,在清代不仅是用于教育的教材,还是高宗显示文采、优礼臣子的工具;邻国朝鲜出于对儒学的尊崇,将其视作治国理政的模板,两度尝试效仿其中事例。诸如《帝鉴图说》《养正图解》这类专为帝王而作的教材,其中具有的“帝王之学”主体意识,既反映帝王身份的特殊性,也表明古人对个体道德认知与实践特点的观点。这类教材承载了士大夫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追求,既是对当时政治社会秩序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先秦以来特别是宋以后儒学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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