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财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总体上沿承元丰旧制。在中央，户部掌管天下财政政令、征役、贡赋等事；户部之外的四总领所，掌管淮东、淮西、四川、湖广四所驻军钱粮；而提举茶盐司、提举坑冶司、大提举茶马司、提举市舶司等特设机构负责工商税赋的税征。在地方，转运使作为朝廷派到路级地方长官，府州的行政长官主管辖区内的财政事务，县级行政长官的主要负责催征财赋收入送往府州，由府州支用或送往朝廷。南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的区分愈来愈明显，但由于战事频仍，降至其统治后期，可以说有名而无实。南宋从宋高宗开始，在财政上重中央轻地方，除了增加正税的税额，又不断巧立名目。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工商税的税课范围也不断扩大。这时期的禁榷制度也发展到顶点。朝廷沉重的赋税，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两浙东路位于京畿之地，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商品经济发达，加之北民南迁，政府的重视，使得两浙路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为政府带来高额的财政收入。纵观南宋一百多年间，财政支出不断扩大。两浙东路，大力兴学，发展科举，在教育上投入比重较大。宫廷的支出项目繁多，皇室支出有增无减。加上大量的军费开始和“岁币”的支出，使得南宋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南宋时期，政府在两浙东路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并整修河道、道路、桥梁，使得交通四通八达，发展了商品经济。南宋时，两浙东路经济发达，形式多样，为两浙东路的财政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