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险的名义缴费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也被认为是阻碍企业发展、限制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面临这一现象,近年来减税降费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减税降费政策是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社保参与率、扩大企业用工规模以及实现稳就业目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保缴费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成为了政府部门着力解决的工作重点。本文首先就社保缴费压力过重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传统避税观和代理避税观两种观点、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保缴费和避税行为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现有的研究聚焦于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的正向促进关系,对于二者非线性关系的讨论尚未涉及,且结合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的机制讨论也有待完善。之后本文梳理了我国社会保险缴费制度与社会保险征缴模式的历史与现实,回顾了社保缴费的经济归宿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并进一步梳理了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参考现有研究,本文认为,高社会保险缴费压力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并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为了缓解这种财务压力,基于“节流”的视角,企业往往会采取避税的手段以直接规避所得税费用。但是,在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进一步增加后,企业面临的避税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引发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的概率也在增加,再加上税法对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限额扣除的规定,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又会趋于下降。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影响企业将社保费转嫁到工资的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对弱化这种倒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通过影响大股东的“掏空效应”与“监督与支持效应”的相对效应大小强化这种倒U型关系。鉴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深入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对企业税收规避具有倒U型影响,并通过端点处的斜率和极值点情况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关系;劳动密集程度的提升会弱化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的倒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强化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的倒U型关系。之后本文通过绘制调节效应图的方式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直观展示。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控制税收征管强度、更换模型设定后仍然成立,且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较高的避税成本削弱了企业税收规避的动机与能力;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相对较弱;较强的税收征管力度会对企业税收规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兼任董事长和CEO与高质量外部审计等有效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本文将有助于深化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厘清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差异化减税降费政策与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数据支持,同时为企业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