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社会保险的名义缴费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也被认为是阻碍企业发展、限制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面临这一现象,近年来减税降费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减税降费政策是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社保参与率、扩大企业用工规模以及实现稳就业目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保缴费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成为了政府部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社会保险的名义缴费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也被认为是阻碍企业发展、限制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面临这一现象,近年来减税降费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减税降费政策是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社保参与率、扩大企业用工规模以及实现稳就业目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保缴费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成为了政府部门着力解决的工作重点。本文首先就社保缴费压力过重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传统避税观和代理避税观两种观点、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保缴费和避税行为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现有的研究聚焦于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的正向促进关系,对于二者非线性关系的讨论尚未涉及,且结合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的机制讨论也有待完善。之后本文梳理了我国社会保险缴费制度与社会保险征缴模式的历史与现实,回顾了社保缴费的经济归宿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并进一步梳理了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参考现有研究,本文认为,高社会保险缴费压力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并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为了缓解这种财务压力,基于“节流”的视角,企业往往会采取避税的手段以直接规避所得税费用。但是,在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进一步增加后,企业面临的避税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引发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的概率也在增加,再加上税法对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限额扣除的规定,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又会趋于下降。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影响企业将社保费转嫁到工资的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对弱化这种倒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通过影响大股东的“掏空效应”与“监督与支持效应”的相对效应大小强化这种倒U型关系。鉴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深入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劳动密集程度和股权集中度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对企业税收规避具有倒U型影响,并通过端点处的斜率和极值点情况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关系;劳动密集程度的提升会弱化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的倒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强化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和企业税收规避的倒U型关系。之后本文通过绘制调节效应图的方式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直观展示。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控制税收征管强度、更换模型设定后仍然成立,且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较高的避税成本削弱了企业税收规避的动机与能力;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相对较弱;较强的税收征管力度会对企业税收规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兼任董事长和CEO与高质量外部审计等有效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本文将有助于深化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厘清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差异化减税降费政策与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数据支持,同时为企业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建议。
其他文献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湖北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的强传染性使其在短时间内便蔓延至全国各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扰乱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破坏了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还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问题,维持社
风险承担是现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决策,风险承担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经营绩效、提升企业价值,更是加快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转型、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推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尤其重要。然而,由于企业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的存在,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承担风险。因此,探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公司声誉是一种非正式的
国有企业是我国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正在推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国有企业引进非国有股东,民营企业引进国有股东等,故民营化改革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实体经济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放弃企业原有的实体经济业务转而踏入金融领域,致使企业投资实体业务的资本被金融资产所替代,实体经济增长缓慢。在我国当前的背景下,如何引导企业“脱
当今时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正处在新常态背景下深化改革关键期。面对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经济环境的冲击,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监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具有核心地位,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任务。近30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来一直是国内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较,协调城市间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商业银行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一直稳定在0.3878左右,这一现象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体现,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亟需金融部门的支持,但是,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步转变,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全面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和市场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指导,因此有必要建立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本文以有效市场理论、管理者学习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基础,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为视角,旨在通过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助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改变了以往对货币政策的认知,意识到货币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由此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发现以往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的,随着心理学、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人们的决策行为会受到自身特质因素的影响,并且
目的 梳理近10年《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刊载的品管圈论文,分析研究热点,为品管圈研究和活动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以“品管圈、QCC、QC小组、品质圈”为关键词,以《中国卫生质量管理》杂志为文献来源,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2012年-2021年收录的品管圈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应用NoteExpress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利用BibExcel和Pajek软件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结果 共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为稳定其经济发展,对微观审慎监管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展开了深刻反思,并开始广泛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我国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将确保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纳入政策范围,为达成金融稳定这一战略性目标,与货币政策协调,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中国自2009年致力于研究强化审慎管理的举措,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审慎监
近年来,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正在发生变革,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所占比重日益攀升,各种新型支付手段和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2的有效性造成了巨大冲击,M2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实体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正在不断下降。基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对社会总需求变动贡献程度最大的是投资支出,投资支出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市场利率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