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届政府,其形成的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纵观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各类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中美关系研究,可以重视智库在中美交往中的作用,从新视角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脉络、掌握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精髓。智库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是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促成的。以白宫和国会斗争为主形成的去中心化、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党组织体系松散和动员大众能力的下降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为美国智库提供了进行政策建议的真空地带。同时,经过保守主义运动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带有党派色彩,他们积极为自己归属的党派提供政策建议来进行党派斗争,自此加大了智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程度。伴随着智库“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以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为契机,美国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开始凸显。奉行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和奉行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且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智库,以及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三大派别的智库在各自外交理念指导下分别提出对华“威慑接触”、“弹性接触”和“遏制并接触”政策,三种形式迥异但目的都是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官方对华政策倾向的形成。三大派别智库依据各自的政策倾向,在对华经贸问题、涉台问题和如何应对中国能源、环境发展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遏制成份多于接触成份的特点,自由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接触成份多于遏制成份的特点,中立智库政策建议是视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是否在美国接受范围内,来决定对华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不管三大派别智库在各自信奉思想、理念指导下总体政策倾向和具体政策建议如何,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在美中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大派智库作为可以影响美国政策成型的权力二层,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充当候选总统政策设计师和政策营销手段,动员权力内层和权力外层来共同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各种政策营销方式促成克林顿政府对华“遏制+接触”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