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色的喜好与贬抑,本质上是厌女心态的一体两面。伴随着父权制的产生与巩固,男性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并将女性视为审美客体与情欲载体。两性关系的变迁,必然会反映到文化观念上。在先秦时期,“色”字的语义便出现性别色彩,特指女色和因女色而产生的情欲。对女色的追逐、占有在现实中反复上演,引发了诸多混乱。于是,社会对好色展开讨论,一面提倡男性节制色欲,一面警惕和防范女色。秦亡汉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奢侈享乐风气日盛。上至宫廷,下至富民,都在广蓄妻妾、享受女乐,甚至依仗权势强占美色,这是由于占有女性是男性确认主体身份和炫耀权势地位的重要途径。两汉社会对好色的认知与规范,实际上是性别秩序的文化建构过程。在治身养生层面,黄老思想和医学理论认为色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从治身与治国相贯通的理论高度出发,强调男性节欲的必要性;在社会秩序层面,为了防范好色的破坏性,汉代社会一方面以礼制欲,并期待君主率先垂范,另一方面以刑止淫,强制调整两性关系。在个体心理层面,男性的好色天性与道德理性产生激烈碰撞,于是借助文学纾解情欲。上述内容都肯定了一个前提,即男性才是性关系中的主导者,这从思想文化上强化了男性的主体性。为了更好地调整两性关系,规范社会秩序,汉代社会一面约束男性的情欲,一面强化女性的角色规范。在先秦思想基础上,汉代进一步发展出男尊女卑的性别理论,还借助历史故事、家训、诗赋等更加通俗的载体,建构女性理想形象,宣扬女色祸国论,不断强化女性柔顺气质和主内的角色定位。在“色衰爱弛”的心理焦虑下,部分汉代女性试图借助贤妻良母的伦理、道德身份,在家庭和社会获得更为稳固的地位,从而对父权制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了依从、认同与内化。汉代通过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不断合理化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进一步完善了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