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权力之后,福柯中期提出“治理”的概念,并对当代国家的治理体制进行了批判。当代国家普遍采用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这一治理体制起源于18世纪中后期,它将治理建立在经济合理性上,以政治经济学作为治理的知识工具,把市场和效用作为衡量治理的标准。这种治理体制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却导致了当代国家法律体系与行政干预空前膨胀的治理危机。福柯晚期通过研究古代思想,展现出一种赋予被治理者更多自主性的古代治理模式。古代治理遵循“关心自己”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认识到人的灵魂及其神圣性,并使人自主地转向这种神圣性。在该原则下,治理者在治理他人前首先将自身塑造为一个道德主体;治理者在治理他人时更多采取教育引导的方式;治理者把被治理者的自主治理作为最终目标。随着基督教引入原罪、二次洗礼等概念,“人自身中就有神圣”的观念逐渐被“人随时可能堕入邪恶”所取代,古代的“关心自己”也由此转变成了基督教的“否弃自己”。在“否弃自己”的基础上,基督教会围绕着宗教拯救问题建立了一套精细而又严厉的牧领治理体制。这一体制旨在使人无条件、永久性地服从。而当16世纪国家理性把治理的根本目标从宗教拯救转向国家自身的生存时,人们事实上已经位于现代国家治理以及规训社会的入口处了。从治理的古今对照中,可以看出福柯政治思想的规范属性。一方面,人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纯粹受欲望驱使的动物,人实际上是一种有待完善、有待塑造的“神性主体”。另一方面,治理应当关心人的灵魂,应当把人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