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随着西方的日益崛起和中国的日渐衰落,中西两种文明不断发生交融和碰撞。出于各种目的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商人们也参与到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过程。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起初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随后又成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的21年,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其独特的认识。从中国的自然景观到人文信息,从中国的西南地区到西北地区,从中国的男性群体到女性群体,莫理循对中国的观察可谓是多元化的。其中性别观的认知和形成是他中国观中的重要内容,这与他在不同时期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本文主要从莫理循不同时期所处的身份分析他的中国社会性别观。作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人,莫理循受到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而在中国,男尊女卑同样也是主流思想。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父权制社会下的男性都是社会的主体,而女性却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作为来中国“拯救”中国人的传教士,他更多的是渲染中国异教徒的悲惨生活。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中国男性和女性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作为一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起初仍然鄙视中国社会对性别关系的压制和束缚。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和经验的积累,他对中国男性和女性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前景,男女的进步以及中国人积极的精神面貌。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政治顾问,通过对袁世凯和慈禧太后进行比较,显示出他对中国男人和女人在政治上的不同倾向。莫理循的中国观不仅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知和态度,同时也包含了他多重身份认知下的独特性。与大多数盲目批评中国的西方人不同,莫理循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他还指出真实的中国与西方人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他有着更为客观的态度,对中国性别关系既有批评也有赞扬。然而,他的言论都是与大英帝国的利益相一致,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使中国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他看待中国问题,参加中国政治,都是为了维护中英关系以及为英国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