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我意识到中国的食品安全日益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对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独立而言,它始终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强调农业自给的重要性,并采取多项措施以达到国家谷物需求的95%。虽然我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但是我决心深入观察国内背景、结构以及中国在面临国内粮食产量和需求方面的挑战。同时作者试图理解怎样、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国内政治才会发挥作用,以便于更好的了解并预测北京在如何对国际领域起作用方面的目的。在国内,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全方位的开放,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这对中国社会与农村的结构产生了多重影响。CCP多次强调和谐发展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核心价值要求始终予以遵守。对我来说,政治稳定、环境质量、饥饿与贫困拥有同样的根源即食品生产与供应是毋庸置疑的。没人怀疑人的生存以物质为基础,并且任何社会获取资源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除非它转向新的领域。近年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自足,但是诸多因素例如城市化引起的快速的人口变化,人口增长,收入和需求的上升,变化的饮食参数选择,日益减少的资源(土地和水)和环境恶化,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变化都潜在地威胁了未来中国实现粮食自足的理想。我认为,这将促使中国领导人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视野更加开阔的寻求粮食的生产与供应。本篇论文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国家的农业令人担忧,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并且为了和谐发展和政权的合法性有维持国内政权稳定性的需要。如果中国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依赖国际市场,那么恐怕北京将会在本质上失去主权国家的意识。与此同时,互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将促使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与国外从事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政府一直通过追求、推进农业援助、投资和发展来运用国际领导权和软权力,一则为了帮助其它国家,二则为了确保未来农业贸易供应的多种来源,主要是谷物,以及为了中国更多劳动密集型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我举一个针对非洲的承诺的例子,同时表明中国正在如何强烈地提倡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农业贸易规则,毫无疑问,这点旨在保护它的本国农业发展,但是同时也改善了其它许多不太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状况。这些情况来源于在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和如何使这些国内因素影响北京关于主权和和谐发展观念方面对国内的担心和限制。在国际舞台上,全球许多国家都因为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猛涨而面临着食品安全的困扰。尽管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绿色革命的改良和农产品加工业带来了现代农业,但是我意识到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食品安全状况都可以纳入到三种类型中。这当然不是规则,仅仅是个例外,如中国,过去30年中在农业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旨在减少国内饥饿和贫困的农业成就也很可观。但是,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对国内的农业实行高补贴,旨在树立农业产业化生产,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控制着进口和出口链。这些国家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且在需要进口时,能够负担昂贵的粮食进口。此外,世界上仍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的许多欠发达国家事实上已经目睹了过去30年中日益减少的农业生产和资金。这些国家中农业部门仍然支配着经济,但是它们仍然需要依赖援助和食物的进口以满足供给。另一阵营是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是食物自给自足,并且逐渐着手于农业产业化生产和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它们是农产品的进口者和出口者,其中一些国家也在国内外进行投资和农业的生产。我分析并解释了所有影响中国食品安全情况的因素,以及国内动态对于中国领导力所带来的新挑战。国内的政治情况和塑造国家认同的范式与价值观共同影响着中国的外交事务。我认为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领导能力与日俱增,同时体现出国内环境对于农业外交政策的影响。正如王红英所说,“一旦中国政府决定构建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就会对中国的政策抉择,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产生强制性的结果”,中国的范式与价值观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