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中国哲学典籍,其阅读与品鉴早已跨越语言、国家、民族、时空、文明的束缚和界限,成功走出国门,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而深刻的流通,并蜕变为世界文学。在逾百年的《庄子》英译历史中,理雅各（James Legge）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译本占据了汉籍西传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海外庄学研究,成为具有翻译史学意义的经典译本。现阶段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两个译本的深度翻译策略评价存在错位,间接导致对翻译过程的描绘性叙述出现认知偏差;同时大量学者将研究重点局限于文本分析上,忽略了副文本在译本译介、传播、流通、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学界亦无并置二者并通过分析比照文本、副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勾连来比较二者深度翻译策略差异之先例。本文以深度翻译为理论视角,将副文本概念纳入研究框架,从前副文本、注释、后副文本三个层面对比挖掘理译本与华译本深度翻译策略在译介效果上的差异,并在钩沉史实、还原语境、成因推导基础上,管窥背后社会语境要素对译本意义重构的生成性作用。通过互鉴比照不同层面的副文本,理译本在前副文本中注入古朴异域风格,利用文献考证过程中发现的文化信息,增补到数量大、篇幅长的注释当中,其后副文本亦透露了严谨的学术气息和研究规范。理译本奉行忠实准测,尊重源语文化,形成相对厚重的文献型译本,为汉学、宗教学、文学等不同学科提供研究参考价值,充满了学术权威性与忠实精确性。而华译本则在前副文本中设置了既符合东方特色又体现《庄子》理念的文化符号,在兼顾文献研证和紧贴原著基础上,利用注释灵活性通俗简要地填补译本文化缺失,借助后副文本兼顾译本权威性,成功调和忠实性、可读性、可接受性和学术权威性,实现文本功能多样化,统合文学型与文献型文本性质,发挥通俗阅读、学术研究、教学育人的文本功能。最后通过剖析语境,可见理译本的深度翻译策略与殖民扩张、传教需要、译者惯习、翻译诗学、赞助人要求等因素息息相关;而华译本则受到精神传统、文化运动、环保呼吁、生态思潮等的深层影响。鉴此可知,中华典籍英译是源语文本在特地社会语境下重生转换的产物,典籍译者应注重副文本在深度翻译策略使用中的核心地位,除了推敲正文翻译,仍需利用位处边缘的信息载体,增强译本的形象多维性和功能丰富性,挖掘译本多元潜在价值,回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尽量扩大译本的对外传播和接受流通,进而促使中华文化从“走出去”转变为“走进去”与“请出去”。本研究探讨了深度翻译策略与副文本元素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互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建构了典籍深度翻译对比研究的具体框架,揭示了《庄子》译介阐释模式之特征及其社会性成因,充分挖掘译本的历史位相与当代价值,丰富了庄学西传的文献档案与史料体系,这对于考究深度翻译对典籍外译形象变异作用、形成文化外译的副文本策略考量、研判复译本意义重构模式以及理解中外文化互动关系,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