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人情,进而形成了人情社会。当更多人开始为人情买单时,人情消费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近年来人情消费行为异化特征明显,收入作为消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免不了对人情消费也会有重要影响。从收入角度考虑,一个家庭所处的收入阶层或财富水平不同,收入对人情消费的影响效用可能存在差异。另外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家庭的主观社会地位也会因此得到提升,进而带来人情消费的增加。因此本文认为收入对人情消费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以家庭财富水平为门限变量的门限效应,同时社会地位在收入对人情消费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对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收入与人情消费间的结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细致研究。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的差异,本文进行地区间的异质性分析。最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合理化建议,以引导人情消费回归正轨,从而有效缓解家庭人情压力。本文从绝对人情消费和相对人情消费两个维度来衡量家庭人情消费。所选数据来源于CFPS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以家庭为单位,选用2014、2016和2018年三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借助于二次函数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等对我国居民人情消费支出与家庭收入间的结构关系进行细致研究,同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本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近年来人情消费增长态势得到了控制,国家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2）在收入对绝对人情消费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以家庭财富为门限变量的门限效应,低收入家庭人情负担最重。（3）相对人情消费与家庭收入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相对人情消费在低收入家庭中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在中高收入家庭中随收入增加而减少,分析得出低收入家庭负担最重。（4）整体上来看,社会地位在家庭收入对绝对人情消费和相对人情消费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5）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人情消费负担最重,其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东中西三个地区内绝对人情消费与对数家庭收入间的关系均为线性关系;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相对人情消费与对数家庭收入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中部地区内两个变量间呈线性关系;不同地区内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基本显著。针对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国家继续对人情消费进行政策干预,如落实好接待从简、宴请取消政策等。（2）积极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减轻“攀比”心理的存在。（3）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4）深入进行地区间细化研究,加强地区间的分化管理。同时了解人文特色,充实人情消费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