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DSU第21.3条、第22.6条、第25条为基础的仲裁体系构成了WTO争端解决仲裁制度的核心。WTO争端解决仲裁制度以执行期限长短、报复水平高低这类程序性争议为裁决对象。它们在案件执行的不同阶段被触发,加速了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建议和裁决的执行速度。通过对WTO以往的所有仲裁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执行期限仲裁案件和报复水平仲裁案件占据了 WTO仲裁案件的绝大多数。另外,迄今为止所有的WTO争端解决仲裁案件都不涉及实质性争议的解决,只聚焦程序性争议。这从实践的角度印证了WTO争端解决仲裁制度的程序性和辅助性。2020年,中国、欧盟、加拿大等WTO成员签订《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以期使之在上诉机构停摆的情况下发挥类似“二审”的功能。然而MPIA既不是WTO协议的组成部分,也不构成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的修改。因此MPIA和WTO相互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MPIA成员不遵守仲裁裁决,也不违反WTO成员义务。MPIA仲裁裁决并不具有DSB通过的裁决和建议的强制执行力。中国和欧盟作为DS516案的当事方,宁愿让本案的核心争议“产品价格可比性”问题悬置,也没有选择“换乘”MPIA这趟“新列车”,使DS516案成为MPIA第一案。这说明即便MPIA成员愿意在多数情况下遵守仲裁裁决,当遇到棘手的、触及当事方核心利益的案件时,MPIA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帮助WTO上诉机构“走出泥潭”依旧是WTO各成员的重中之重。分析WTO上诉机构成立以来引发的批评和争议,其核心在于上诉机构行使了本应属于WTO总理事会和部长级会议的立法解释权,存在“司法越权”的情况。正因如此,立法解释权的归位应成为WTO改革的中心。最后,对于我国而言,除了要推动WTO上诉机构恢复运转,还应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主动谋求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