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获取最高薪酬的高管以4076.97万元年薪领跑高管年薪排行榜,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增长幅度也从11.34%上涨到15.26%。高管薪酬是对高管工作的激励,但近年来高管谋取不合理私有收益的事件频频被爆出,使高管获取不正当私有收益的现象成为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话题。因此,如何缓解和治理高管私有收益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实务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政府为了提升公司的治理环境,规范高管的行为,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具体办法。2012年,随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习近平作为新一届领导人,开始推行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反腐举措,同时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成为了提升政治文明环境的转折点,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内部监督机制缺失与落空是高管谋求不正当私有收益的根源之一。监事会作为上市公司法定内部监督机构,应当对高管行为有一定的监督和约束效力,但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设立仍然由于履职充分性不足、职责权限不清晰、独立性受限制等原因而流于形式,不能够很好地行使监督职能。在公司治理理论中,包括监事会在内的内部监督机制是重要的一方面,与其同等重要的还有外部治理机制,如市场竞争,它通过竞争压力对高管的自利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那么市场竞争和监事会积极设置这两种内外部监督机制间是否会存在交互作用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为探究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选取2009年-2019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系统地考察监事会积极设置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是否有抑制作用;反腐新政的实施能否加强监事会积极设置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市场竞争作为外部机制与监事会积极设置间有没有交互作用,如果有,这种交互作用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监事会规模积极设置和独立性积极设置程度越高,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反向作用越明显,而监事会专业能力积极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间没有显著的关系。（2）与反腐新政实施前相比,反腐新政实施后监事会规模积极设置和监事会独立性积极设置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约束效应增强。（3）市场竞争与监事会积极设置存在交互作用,且这种交互作用是替代性的,即在市场竞争较弱的情况下,监事会规模积极设置和监事会独立性积极设置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因此,上市公司应当自主地完善监事会治理结构,提高监事会规模和独立性积极设置,从而更好地约束高管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同时,上市公司应当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制是公司可控的,而反腐新政发布、市场竞争等外部治理机制是公司不可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公司必须面临的挑战,公司应当形成适应性的内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