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性驾驶行为是造成大量交通事故和死亡的原因之一,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因此有必要对攻击性驾驶的驱动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不仅要关注消极的一面,也要关注积极的一面。其中,亲社会驾驶行为作为一个新概念,是积极驾驶行为的一种体现,强调在各种情况下的安全驾驶行为。所以,选取亲社会驾驶行为作为探究积极驾驶行为的一个变量是合理的。综上,本研究不仅要分析攻击性驾驶行为（消极驾驶行为）,还要探究亲社会驾驶行为（积极驾驶行为）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另外,驾驶员处于驾驶环境中,就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本研究还要从环境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大量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驾驶行为的3个维度,分别为理性因素、情感因素、道德因素。理性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情感因素则选取驾驶时情绪和预期情绪,道德因素选取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进行测量。同时本研究将拥堵指数和地区作为环境变量进行测量。将这3个维度、环境变量和人口学变量结合起来,修订问卷选项,共131道题。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在北京、西安、深圳、苏州、郑州这5座城市选取了被试N=585进行分析,利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攻击性驾驶行为、亲社会驾驶行为的激活机制。并且在AMOS17.0平台上建立了攻击性驾驶模型以及亲社会驾驶模型。另外本研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对环境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影响攻击性驾驶行为和亲社会驾驶行为的因素是不同的,即攻击性驾驶行为同时被理性因素、情绪因素和道德因素所影响,其中情绪因素影响最大;亲社会驾驶行为受理性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影响,不受情绪因素的影响,其中道德因素影响最大。其次,本研究将拥堵程度和地区作为调节变量,和模型中的每条路径都做了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拥堵程度和地区在其中一些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其中包括,拥堵程度在行为态度和攻击性驾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拥堵程度在社会规范和攻击性驾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拥堵程度在主观规范和亲社会驾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其次,将地区按一线和新一线划分时,我们发现地区在社会规范和攻击性驾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地区在主观规范和亲社会驾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理性因素能够预测驾驶行为,表现为驾驶员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都能够有效预测他们的意图,从而预测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情绪对攻击性驾驶行为也存在影响是因为负性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会影响驾驶表现。最后,在道德层面,道德水平会影响驾驶员产生某种驾驶的可能性,驾驶员对于做出攻击性驾驶行为没有道德约束,那么他就会更容易产生攻击性驾驶行为,与之相反则会产生亲社会驾驶行为。另外,拥堵指数对于驾驶行为的影响是因为驾驶员在经历拥堵之后,主观烦躁情绪水平会持续增加。而且在我国这样的大国,地区之间的跨度非常大,我们也注意到地区对驾驶行为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