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世界各国都开始探索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发展的新道路。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3年数字经济的总产值将占到全球GDP的62%,全球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视为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和关键支撑。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经营环境,以及在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的要求以及宏观政策的驱动下,数字化转型正加速成为各行各业的必然选择。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也不断趋向深入。由于转型过程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机制正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研究关注了数字技术、转型战略、资源或能力、企业特征、管理特征等外部因素,而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每天全球产生海量数据,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大数据是企业未来的战略性资产,需要不断培育大数据能力来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将大数据与转型相结合,实现业务运营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从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激发新的商业模式。但当前对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的研究尚停留在现象说明层以及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规范化层面的解释,还未能清晰展示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的路径机制,并且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的边界条件的关注过于单一,对中国市场情境下转型研究关注不足。综上,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本文利用收集到的我国十七个省320份问卷,使用SPSS 26.0和AMOS 25.0软件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最终得出实证分析结果并进行讨论实证检验了企业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组织敏捷性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并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时代技术变革频繁的特点,检验了关系文化和技术环境动态性对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正相关,组织敏捷性在大数据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具有中介作用;关系文化在数据感知识别能力及深度分析与洞察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而在数据整合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技术环境动态性在数据感知识别能力及数据整合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在深度分析与洞察能力与数字化转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其一,本研究从大数据能力入手,探索了大数据能力这一重要动态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角;其二,本研究引入组织敏捷性变量并验证了其在大数据能力和数字化转型间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大数据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其三,本研究探索了中国关系文化和技术环境动态性的边界作用。本研究结果打开了大数据能力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黑箱”,对发展大数据能力的驱动理论和帮助企业在中国本土情景下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